◎赵柏田 

　　门口的一对石狮，已静静蹲伏了数百年。大溪在门前日夜喧腾，它流经的时日更为久远。这奉化江的源头，在王任叔（作家巴人）的远祖王钫那个时代，想必还是清澈的，现在已略嫌浑浊了。沿溪的村街上，几堆老人轧成团，下棋，喝茶，闲话。三五个孩子好奇地跟在一群外来人的后面。牛甩着尾巴悠闲地走过。秋日的阳光在溪石和水流中鸣响。这僻远小村岁月不惊的生活，劈面撞来真让人不知今夕何夕。 

　　４０多年前的那个春天，７０岁的王任叔被押解遣返奉化大堰镇时，他没有料想到这初始之地也是他的终焉之地。当他走到卵石铺成的乡间小路上，面对这满溪滩巨蛋似的石头，憎恨在他荒凉的心里像草一样疯长，他是憎恨这里出世的宁静的。不然何以解释他落魄至此还要在京城苦苦地守候十年，直到没有了生活自理能力才不得不回到这里？遣返是遗弃的信号，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里，他成了一块被丢弃的木头，任由南方山村迷蒙的水汽和贫瘠的生活腐蚀，直至耗尽血气而腐烂，自动消亡了他的肉体和精神。 

　　大堰镇大溪路狮子阊门３３号，这幢建于１９０６年的南方普通民居是二层木结构楼房，共两间一弄。这是王任叔初婚的新居，也埋葬着一个叫张福娥的不幸女性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孤独、屈辱、咒骂和弥留之际的泪水。王任叔的一生中至少有两个时期在此生活，１９１７—１９２６的十年和１９７０年３月至死去的两年，加起来有１２年的时间。如今人去屋空，徒留恨声。一楼东间是王晚年卧室，临窗的木桌是他写作的地方，摆放着笔筒、砚、镇纸和一沓已然泛黄的人文社的稿纸。据说《印度尼西亚历史》就是在这里定稿的。屋角有一只５０厘米见方的大木箱，旁边的纸片介绍说是王遣返回乡时用来装运印尼历史资料书籍的，从北京一路带到此地。 

　　１９５９年，因一篇《人性论》遭到全国性批判，过了６０岁的王任叔的生命转入了一个急速向下的坡道。以后十年间，王仍居京滞留，其间，妻子爱女分离，因脑血管病变引起的晕眩，连续昏厥，冬天缺煤，生活的苦辛自是不难想像，他写给儿子的几封信是这一时期忠实的生活记录。想想近半个世纪前京城角落这个孤独的老人，让人吃惊的是，到底是什么力量竟能让他苦撑十年。１９７０年３月，王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被遣返回乡，随身所带只有几件衣服和两大箱印尼历史稿件资料。他感到还有力量，希望在放逐中完成这一异国历史的写作。 

　　然而离开了数十载的故乡已不适于他的病体，浙东群山包围中的小村阴晴无定的天气和弥漫的水汽浸透了他的躯体和大脑的所有神经脉络。连绵的山峰是天然的幽闭的石墙，使他的情绪愈加松垮和濒于绝望。病情迅速恶化，直至脑血管严重病变而神志不清，精神分裂。他疯了。大雪天的晚上，他蓬头跣足，赤裸着身子，在村子里狂奔嘶呼：打鬼！打鬼！有一次甚至在雪地里躺了一夜。还有一个传闻是：当时生产队派给他的活是搓草绳，他搓完了就用草绳把自己拦腰捆绑起来，叫道：我把你捆住了，看你还往哪儿跑！后来有其后人说这传闻是假的，那就不妨姑妄听之吧，考辨细节的真伪不是本文的任务，作为一个寓言或者象征，相信很多人会发现其中的真意义的。两年后的夏天，王任叔在小村大堰默默死去。 

　　弃文而从史，就像沈从文１９４９年以后的被迫转向一样，王任叔此举也有钳制声口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沈为人温和，自行消解了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在故宫博物院尘封的典籍和一大堆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中发现了乐趣。而庞大的历史著述对王这样一个渴望行动的人来说却是一桩苦差，遑论乐趣，简直就是一副重轭。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一个从没有受过现代史学训练的作家去从事历史著述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从他留下的２００多万字的印尼史著作和译著来看，主要用力是在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上。但印尼史料文献很大一部分是荷兰文写的，王不懂荷兰文，只能阅读译成日文和印尼文的荷兰史料，资料有限，限制了作为一个史家应有的开阔视野。另外，结构的松散和逻辑的不严谨也是一大弊病。而最大的问题，则是方法论的问题。 

　　傍晚，从王任叔的墓地回来。站在这间他的生命最后居留的小屋里，推窗即见青山。４０余年前，这满山的葱郁怕也滋润过一双因长久伏案而酸痛的眼睛？清风不识字，穿堂来去，哗哗地翻动桌上的稿纸。书生长已矣，徒留世间的是满纸苍凉。 

　　生于此，又归于此。他好歹也落入了自然生命轮回的轨迹。天道轮回，精神不泯，比之同时代更多受难的、沉默的灵魂，他也算是幸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