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明 知青,总爱把当年插队的地方称为第二故乡。我的第二故乡在现今的江北与余姚接壤的一个小村庄。听说村庄正在拆迁之中,不久将成为江北的高科技园区了。于是我特地赶去,作了一次告别之旅。 许是“近乡情怯”吧,踏上这块生活了八年的土地,当年的许多情景,瞬时涌上了我脑海。 46年前,我从上海来到这个小村庄插队落户。这里喧嚣而宁静。说它喧嚣,因为村庄紧邻萧甬铁路线,每天十几趟火车呼啸而过,有那种绿色车皮的老式载客列车,有载满货物的沉重的棚车。每当列车飞驶而过,大地和房子都要抖一抖。刚下乡那阵子,半夜呼啸而过的火车声,扰得我睡不好觉。而村民们却习以为常了,听不到隆隆的声音,反而睡不安稳。那时村里几十户人家、百来口人,没有一块手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出工收工全凭生产队长一声吆喝。于是那每天定时飞驰而过的几班旅客列车,就成了游走于大地的“时针”。 除了火车声外,其实小村是一个静谧而优美的地方。村庄依山傍水,南边流淌着一条宽阔的“慈江”,江水碧波荡漾;对岸是起伏的青山。当时,慈江上辟有一条从宁波开往余姚的航线,航船在小村停靠。清晨,航船抵达的汽笛声,公鸡的啼叫声,交融在冉冉升起的炊烟里,农家便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慈江是村民的母亲河、生存河,全村人的吃、用、灌溉庄稼和摇船售粮都靠它。村民沿着通往江边的石板小路,挑回一担担江水,倒入家里的大水缸,放一点明矾,水就清澈见底了。 “双夏”时节,骄阳似火,种田割稻,挑担晒谷,劳动强度特别大。每当夕阳西下,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跳入江中,痛快地洗个澡,也洗去了一天的疲劳。 在那个年代,物质贫乏,精神生活也贫乏。天黑以后我们大多聚集在队长家里,围着一盏煤油灯“讲大道”。队长往往会拉起二胡,唱几句宁波滩簧,或“四明南词”。大黄狗静静地躺卧在他脚边,孩子们奔来跑去地玩耍。当队长的老婆手扎一个稻草圈,把它套在灶头旁灰甏里的一只小罐上时,说明夜已深了,大家方陆续离开。 那时候,每家每户的灶头旁都有一只灰甏。扎一个稻草圈,把它套在一只放着米和水的小罐上,睡觉前从灶膛里铲出几锹还闪着点点火星的稻草灰,密密地围在稻草圈的四周,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能吃上一罐热粥了。 冬日里本应是农村的休闲季节。但在当年“农业学大寨”号召下,冬闲不闲,平坟滩,扩农田,掏河泥,修田塍,做机耕路……实在没活干了,队长会带领大家去削田塍上的草,连泥带草地堆在一起,烧“焦泥灰”,开春了做肥料。还记得我们三五结队,去十多里路外的慈城镇掏“灶缸灰”,拉回来做肥料。 夏秋两季稻的插秧、收割,是乡间最忙碌的时候。夜将临,在田里辛勤劳作了一天的男人们往往会在自家门口放一张小桌,炒一碗黄豆,或蒸一点咸鱼,喝上几口自家酿的烧酒,那是最惬意的享受了。女人们还在灶头上煮猪食,猪圈里那头嗷嗷待喂的家猪,可是全家人过年的希望。 那时候,农民虽然贫穷,但人心没有现在浮躁,心态可以说是安逸、平淡。“种田割稻,哄人到老”,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在我沉浸在回忆里的时候,不知不觉小村到了。满眼望去,断墙残壁,瓦砾飞沙,记忆中的老屋、水缸、小巷、石板路不见了;当年,推窗就能见到的绿田、小河、青山没有了。村子的中间被一条突兀而起的“高铁”斜穿而过,高大的水泥柱墩架起的高铁线,如横空出世般把大片农田一分为二。村民们大都搬到镇上去居住了,或是买房,或是租房。村子里游转着“古董商”,石窗、石礅、青石板、大水缸……凡稍带一点“古”味的都卖了,剩下就是卖砖头。路边码放着一堆整齐的青砖,等着车来拉走。 只有慈江的水还是那么静静地流淌着,那个河埠头依然在,一老妇在石板上搓洗着一条“渔网”。虽然搬进了镇上的新村高楼,村庄变成了街道,农民成了居民,但村民依赖着这片土地,难舍长期来的生活习惯。趁着小村还未全部拆迁完毕,一些村民依然在原来的自留地上种菜栽瓜,在“高铁”下面的空地里下种育秧,在江水里洗涤衣物…… 有道是故土难离,面对城市化的诱惑,农民的心态实是无奈且矛盾的。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村民,曾经的邻舍隔壁,今后相遇,或是在小区的楼道里,或是在城市的大街上。后代子孙更不知何方是故土了。 建设的大潮中,怎样留住村落文化?怎样寻找到农民矛盾情感的支撑点呢?这样一想,我不免有一番惆怅。 别了,即将消逝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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