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道初 人们大都有这么个经验:某些口头上叫得很顺溜的地名,真要用笔把它记下来就会犯难,不知该怎么写才好。譬如鄞东滨海那座孤零零的一座小山,产玉石,可雕刻印章,几代人口耳相传,把它称之为“羊球小山”,但谁敢保证就该这么写呢? 记得早年在杭州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沙孟海先生曾一度在之江大学中文系担任过教授,与我的几位老师姜亮夫、王驾吾先生等有同事之谊,得知我这个晚辈竟是来自鄞东山陬海澨的咸祥,与他的出身之地沙村还曾同属一个乡(大咸乡),由此之故,得以忝为小同乡,开始了多年的交往。记得有一次他给我郑重地写下“羊毬秀山”四字,我当时还“哦”了一声,话里含有“原来如此”的惊喜之意,只是没有说出来。其时我喜欢研究古代文字学,孟海先生送了我一本他自撰的刻印本,扉页写下“早年习作”,供我参阅等话,似乎其还不足为训,我知道这也是他“为人方正”的一贯表现。翻阅各个章节,几乎都有姜亮夫先生所作的推崇备至的评论。姜亮夫先生可是海内著名的文字学专家,《楚辞》研究的权威。后来我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但对家乡附近产玉石的小山该称为“羊毬秀山”则为之深信不疑。后来读瞻岐西岙杨霁园先生及其弟子的国学著作,大都也写为“羊毬秀山”(个别人把“羊”字写成“洋”字),但关键字“毬”是一致的,我知道沙先生与杨门师生交情匪浅,互相常有交流,因此也加深了对山名的印象。 “羊毬秀山”的“毬”字是个形声字,左边是形旁,表字义,右边是声旁,表读音。它是古代体育或军事活动中使用的器具,内芯“用毛纠结为之”。后代的“毬”为两层结构,里边是胞(胆),用来充气,外层用皮,以保护内胆。这个“毬”其实就是最早的“球”,篮球、足球、排球之类“球”的雏形。产玉石的“羊毬秀山”,取的可是个好听的名字呀,圆圆的,秀气的,但也很坚实,只不过乡人把“秀”字都念成“小”字了,而把冷僻的“毬”字改写成为习见习闻的“球”字,于是成了“羊球小山”,简称为“球山”。紧贴“羊球小山”旁边的小村庄叫石宕,从属球山乡,球山乡则从属咸祥镇。道光五年(1825)咸祥镇创设书院,名称就叫做“球山书院”,球山乡也兴建了稍小一点的书院,叫做“球书院”。 看看咸祥古人怎么写“羊球小山”吧。翻开咸祥康熙雍正年间名人朱国选的《朱公遗迹录》,里边有他向浙江督抚的呈文,文中称“羊球小山”为“球山”。这说明即使在清朝初年,该小山的“书名”也已经由“羊毬秀山”改为“球山”了,这也应该是道光七年(1827)“球书院”起名的依据所在。 历代篆刻家钟情于印章材料玉石,对于有关民间传闻较感兴趣,所以在若干篆刻著述中还能查到“羊球小山”的典故。例如,《呼桓日记》的作者是明代万历年间文人项鼎铉(1575—1619),出身于嘉兴望族,中过进士,任过京官,他在该日记中写道:“四明大松出灯光石,每出石,以鹅祀之。戚继光祭以羊,自是石不复出,俗因名‘羊求休’。”这里所提到的“灯光石”又名“灯明石”,颜色微黄光鲜,呈半透明状,质地纯净细腻,温润柔和,灿若灯辉。说实在,把大嵩石写成大松石,他也只是利用同音字而已,其他也不会有什么依据,大嵩的名气够大了。所谓戚继光以“羊”易鹅祭山神造成大嵩石绝迹的传说,似乎是对产玉石不多的误会。而把大嵩石称为灯光石,也不算允当。一百余年后,乾隆五十一年(1786),海宁陈克恕著《篆刻针度》,该书汇集了明代以来篆刻家们的论述见解及有关资料,其中提到大松石:“大松石出浙江宁波府大松所,其质类玉,间有洒墨黑斑,文采流丽,真者稀少,假者烧斑伪造,最可乱真,不足贵也。开采时,必以牛祭。后戚南塘以羊易之,此石遂绝,后人呼此石为羊求休。”这里“大松所”显然系作者误书,“大嵩所”见于宋元明清史书方志,不能改称“大松所”,将项鼎铉所述以鹅祭石改为以牛祭石,当是传说的版本不一所致。 明清时代阿拉宁波人大都没有津津乐道地讲述“羊求休”的故事,也多写作“大嵩石”。《四明谈助》称引《钱志》说:“梨洲黄氏,谓浙东碑材,梅园石可次太湖产,大嵩者,色嫩白,中夹红筋,可镌印章。”黄宗羲(1610—1695)比项铉晚出生三十六年,他认为鄞县梅园石是上好的碑材,而鄞县大嵩石则是漂亮的印章材料。毕竟是甬上大学者,他没有袭用嘉兴学者的耳食之言。浙东学派的李邺嗣、全祖望也秉承此意,都称颂过“大嵩石”,而没有在笔端出现“大松石”。 仅比黄宗羲稍晚一点,康熙年间嘉兴籍大名士朱彝尊(1629—1709)可能受其乡贤项鼎铉的影响,在他的七言排律《赠许容》中说:他搜集了若干上品玉石,急盼许容替他治印,可是“故人衰病远莫致,终饶玉石何人攻”,让他很不爽。要问他准备了哪些玉石?“青田山根冻玉石,稷下里石旧穴空。羊求休嫩大松老,其余粗恶不可砻。”意思是:他已拥有青田石、寿山石和大松石等名石章材,而且这些玉石产地都一律面临过度开采的困境,一个采伐到了山脚,一个老石穴挖空了,而大松石已经衰老,羊求休石则还没有真正成材(有人认为“羊求休嫩大松老”句有误,把同一座山视作两座山了,但笔者不这么看,一嫰一老,还是围绕着“羊求休”的传说),这些都令朱彝尊感到青田石、寿山石和大松石的弥足珍贵。 由于项鼎铉、朱彝尊和陈克恕等嘉兴籍人士都把大嵩石说成为大松石,此后一些篆刻著述也颇有因循此说的,如孔云白《篆刻入门》说“大松石出宁波大松所”,《寿山石全书》则称“大松石产于浙江省宁波市郊”,于是“大松石”的称呼和写法也就习以为常了。时到当代,沙孟海先生先是习惯写为“大嵩石”,后来他考虑最末一批简化字推出时,“大嵩”曾非正式地改为“大松”,所以他在接待乡人陈世林要求题写大嵩石时,曾征求其意向:是“写“嵩”字,还是写“松”字?当后者明确地要求写“松”字后,他才举起如椽之笔,写下了“大松石”三个大字,这件事意味着“大松石”与“大嵩石”两种写法可以并存,它们所代表的是同一种玉石,即产于鄞东滨海的那座高度81米、周长600米的“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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