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石

　　舅父过世后，我家的三个臭菜坛子基本处于空置状态。

　　那三个小坛子是陶制的，暗褐色，平底圆口，外釉内糙，一个坛子大概能腌下一个五六斤重的冬瓜，跟早先的酒缸、酒埕没法比。臭菜坛子当然是腌臭菜的，一个腌咸齑，一个腌冬瓜，一个腌苋菜梗，共同的特点都是臭，且皆“臭名昭著”。这是家乡早先人家常备的三个腌菜容器，区别在于容积的大小。就我所知，我家最早腌菜用的是青酒缸，就是酿老酒用的缸，一缸大概能腌两担雪里蕻，或者两畦地的苋菜梗，抑或二十个重１０斤的冬瓜。后来用酒埕，就是乡语云“小脚老婆大肚皮”的那种，脚小，口小，肚子大，一个酒埕能腌两个冬瓜。酒埕是酒的盛器，也适合腌菜，脚小不占地，口小宜封存，肚子大占便宜，可尽量多腌。再后来，就是坛子了。

　　臭菜容器的渐次缩小，跟生活水平提高、下饭（小菜）结构的改变有关，也跟家人的口味变化有关；至于“基本空置”状态，则是从十二年前舅父去世后开始的。当得悉舅父过世的消息后，母亲在灶间默默垂泪半天，然后对着墙脚下三个菜坛子喃喃道：“没人好这口了，以后看样子再不用腌了……”

　　在家乡，早年臭菜是长羹下饭，一年到头家家户户必备。乡里老话：下饭呒告（没有）饭吃饱。这是句主人对客人说的谦辞，意思是菜不好，但饭一定要吃饱，别饿着肚子。这话在食不果腹的年月或许可视作实诚话，现今则纯粹是客气话，再好的菜，主人也会用这话自谦。但即便是饥馑年代，“饭吃饱”也不等于不用吃菜下饭，没有菜拿什么下饭？唯有臭菜。饭烧好了，菜还没着落，主妇也不着急，拿个碗去臭菜缸里掏掏，捞块把臭冬瓜、几根臭苋菜梗抑或一撮臭咸齑就齐了。一家老少，不管你爱不爱吃、好不好这口，菜就这了。说句良心话，这些又咸又臭的东西，不能说好吃，但也不难吃，最主要是下饭，有“塞饭榔头”之誉。

　　臭菜最大的特征，一是咸，一是臭。咸不用说了，腌菜没有不咸的。神奇的是臭。闻着臭吃着香，这是说臭豆腐，说家乡三臭也行，但不准确。说来，隔年臭咸齑的臭最扎实，接地气。这么说吧，你去哪家串门，还没进门，最早迎出来的表达热忱就是那味道，那种咸臭、腐香，带有各家各户生活气息的味道，极鲜明，极生动，是一种带有符号性质的味道。相比之下，臭苋菜梗的臭则属于“小家碧玉”了，它的臭更锐利，更具锋芒，随着摆碟上桌，那臭味如同子弹把一桌人击中，好之者可以独自把一碟全包了，恶之者闻之掩鼻，自此绝了念想。在乡间，我吃臭苋菜梗最虐心的记录，是当我伸箸去夹时，赫然见多条肥白的蛆在苋菜梗上蠕动，我大惊失色之际，有人却处之泰然，把蛆撇了，照吃不误。正如剧风来也急去也快，臭苋菜梗锋芒毕露，却也扩散得快，一般不出家门。较之上述两臭，臭冬瓜的臭几乎可以称之为美好，是臭菜中的美食。生冬瓜经一年的密封腌制之后，臭味所剩无几，而冬瓜本身的那股清香气息还在，这就是即便今日，许多人家里虽已不再有臭菜坛子而对臭冬瓜依然心向往之的原因所在。臭这种味道，其神奇处在于，它能够有效改变腌菜原本固有的僵滞口感，变得让人可以勉强接受，乃至乐于接受。至少在吃着臭菜时，你不觉得它那么咸、涩了。尽管它说不上好吃，但你可以吃上几年、几十年，甚至大半辈子。到后来，一种味觉的根在心里埋下，即便多年不吃，依然会在心里惦着记着，时时会萌发。

　　舅父是１３岁时去上海的，之后又去了香港，后又辗转去了吉隆坡，最后在雅加达落下脚，一生背井离乡，在海外漂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年已古稀的舅父辗转找到家乡，与他的四妹———我母亲相聚。时隔半个多世纪的兄妹相聚，那种久别重逢的苦楚与欣喜，令人欷歔。母亲边抹眼泪边张罗招待大哥的饭菜。舅父把母亲按在椅子里，把父亲刚买回的一条黄鱼、一刀肉放进他替家里买的一台单门冰箱里冷藏，说：“小妹，不忙，你坐着。”又说，“家里有臭苋菜梗、臭冬瓜没有？”“有！有！”母亲使劲点头。“这就好，待会煮一锅饭就行，”舅父说，“几十年了，知道我有多想啊，一想到家里的臭菜味道，心里就直发慌……”

　　打那后，舅父隔几年回一趟家乡。每次回来，都要母亲给他捞臭菜吃，别的菜什么都不用备，至多再添一碗笋丝咸齑汤。而母亲每年都要腌三坛子臭菜在家里，尽管平时家里已经很少有人吃臭菜，只有逢年过节才会依稀想起。而舅父回家乡的次数一次次少，隔的年份一次次多，直至十二年前，我们得到确信，一生漂泊异乡的舅父永别人世……

　　“没人好这口了，以后再不用腌了，也腌不动了……”

　　再次听到这话时，我陡然发现母亲也老了，头发染雪，走路也颤巍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