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 

　　确切地说是叔叔给我父亲打电话了。

　　这事是前几日，母亲告诉我的。本来两兄弟打个电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叔叔与自己的兄弟姐妹来往极少，过年也从不走动。他打电话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他是来借钱的，好像说是做生意用。父亲准备借，母亲却反对。

　　叔叔应该也有近五十岁了吧，一家三口，都挣钱了。他原来是木匠，这些年做包工头，日子应该过得不错。

　　２０１４年，卫生间漏水，我请了一位水泥工，我们聊起了收入。他说一般水平的水泥工十几万年收入是有的，比如他自己，江西人在宁波，老婆不工作，养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已经读大学了。家里刚刚造了三间三层楼房，也没有什么欠账。木工收入应该更高些，而包工头自然更高了。

　　父亲是农民，得空打点零工。三个子女读书的时候，日子几乎过得青黄不接。这些年我们都毕业工作了，父亲的手头才稍稍宽裕了。但他也就靠割稻、背毛竹、做小工、种西瓜、卖桃子，几十几百地挣点辛苦钱。

　　我家穷困时，叔叔肯定是没有伸过援手的，但倒也没有来借钱。只是有一次叔叔一家子来喝喜酒，送了五百块的贺礼。那次酒席刚刚结束，在床榻边，一家人围在一起拉家常的时候，父母在婶婶的推荐下，买了一盒子五百块的芦荟产品，据说此产品非常神奇，差不多能包治百病。五百块，二个小罐子，加一个矮杯，加一只上书“清调补”三字的纸箱。付钱，即时交货。

　　———那大概是父母人生中唯一一次奢侈行为吧？

　　父亲说最起码五千元要借给他的。母亲说借他，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还不如送他。

　　母亲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虽然叔叔没有向我们家借过钱，但是跟当时相对宽裕的姑父和伯父家都是借过的，而且距今十几二十年了，他们说叔叔一直没还钱。

　　山村农民赚钱基本上靠体力。姑父虽然个子矮小，佝偻着背，可是赚钱很拼命，风里雨里的。他最常赚的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钱：装毛竹车。把毛竹一根根装到以前的手扶拖拉机、现在的货车上。毛竹表皮上有一层薄薄的白粉，易滑，人在上面很不安全，碰上雨水就更危险了。而姑父一直到五六十岁，不管刮风下雪，不管病弱体衰，就为大概五十块一车的装车费，还在毛竹车上爬上爬下。而且常常需要坐在毫无安全措施的满车小山似的毛竹堆上，奔跑在没得选择的崎岖颠簸的山路上。

　　毛竹一般都有六七米以上长度，又装得多，平时马路上所见的毛竹车，一般只见整车毛竹在移动，而不见车子本身。这种严重超载超高的车子，我远远见着就避之唯恐不及。

　　前年姑父得过大病。

　　伯父也是农民，赚的也大都是类似从几百米高的山上，踏着本来没有的路，背下一根根毛竹的钱吧。

　　我知道父亲重情，兄弟开口了，不借，心里不舒服。便说，就送一两千给他好了。但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我与叔叔交往极少，也不知道他搬离老家后迁居何处。但没想到的是，我２００４年毕业后刚刚工作的地方，竟然是他家所在的镇子。

　　我的宿舍和公司之间有条必经之路，路边有间理发店，我一直觉得那个理发师像是婶婶———而且这也是婶婶的职业。但因为长久未见，我也一直不敢肯定，所以也一直没有主动打招呼。忽一日，我竟然在街头碰到了叔叔。我们跟一般同村人一样，聊了几句就分开了，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竟然连同村人一样的客套都没有。叔叔没有邀请我去他家坐坐，更不要说邀请我去吃餐饭了。碰到了叔叔以后，我确定那就是婶婶的理发店了。我在那家公司工作了两年，每天路过婶婶的理发店三四次。遇见千回，彼此却从未打过招呼。此后我也没有再在镇子里遇到过叔叔。

　　后来还有一次跟叔叔的交往也是不愉快的。２００９年我准备装修结婚，父亲说，你叔叔说了几次了，请他来装修吧。我也觉得家里不富裕，自己亲叔叔装，总能省几个钱。我仔细地让叔叔报了各项预算，特地跟他声明：您的工钱该怎么算就这么算，我请别人也一样要付钱的，千万不要客气。

　　那时穷，为了更加高效地用好每一分钱，我跟妻子一遍遍地趁午休跑装修市场，总算很严格地按预算装修好了。可结算的时候，其他账目笔笔没有大问题，唯有木材的材料费，出现了2万元以上的差别。我问：“那么多木头在哪里？”叔叔说：“都在平顶里面，盖住了看不见。”我问：“为什么跟预算差这么多？”他说：“那可能我那时候昏头了？算错了！”

　　当时是父亲、姐夫陪我去付钱的。听了叔叔的话，我年轻气盛，拔腿想走。父亲，难堪地坐着，仿佛他做了错事。姐夫说，算了，我们付。姐夫出来后说：我把搓麻将的私房钱也付掉了！姐夫是一个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贡献给麻将，把所有像挤海绵一样挤出来的时间也贡献给麻将的人。

　　昨日，我又打电话给父亲，却没有再提叔叔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