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方 

　　凌晨２点，当我疲惫地从执法车上下来，习惯性地摸口袋的时候，一下子紧张起来———竟然没有摸到钥匙。我所在的办公室晚上只有两个人上班，其中一个人在夜里１１点半后下班打卡回家了。也就是说现在办公室里空无一人。

　　———我的钥匙忘在了挂在办公室的常服口袋里了！怪不得换制服上班的时候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呢。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办公室门边，摇了一下门把手。手掌的握力击碎了最后一丝侥幸心理———门锁纹丝不动。我又四下查看，发现窗户上挂了一个插线板，一头连接着一个充电器，拖向电瓶车，另一头连向屋内。努力把窗户移开了，一手去够室内的锁扣，盲人摸象般摸来摸去，到处都是平平的、坚硬的、冷漠的墙面。

　　我只好求助于他人。我们中队总共有三个办公室，其他两个办公室也都有人。我跑去查问谁有我们办公室的钥匙，结果都没有。不过这也在我意料之中，因为我们办公室会放一些相对重要的物品，平常不用我们办公室的同事是不会顶着瓜田李下之嫌，备一把我们办公室的钥匙的。

　　热心的同事老方帮着我在队长们的办公桌里找钥匙，但一无所获。可他却言之凿凿地说：张队办公桌里一定有钥匙！

　　老方说得如此肯定，我心里又冒出一点希望。老方鼓励我说：“张队肯定还没有睡觉，他跟他老婆孩子是分床睡的。”这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队长们刚才还跟我们一起查处了一辆渣土车，所以现在没睡很正常。而且夜间不时会有工作电话找他们，为避免打扰到家人，分床睡也是合乎情理的。

　　“喂。”第一声铃响未落，电话就被接了起来，电话那头压着声音，低沉稳重。

　　“张队，您办公桌里有没有我办公室的钥匙？我被锁外面了。”

　　“啊，没有啊。那你晚上……”

　　“没事没事。我到其他办公室将就一下好了。”我连忙打断了他。

　　张队是个乐于助人的人。有一次，晚上７点不到，大雨倾盆，我到了办公室，才发现钥匙忘带了，进不了门。尽管开着车，但等我回家拿来钥匙，肯定赶不上７点半的上班时间了。于是想着跟张队打个电话，请假晚到一会，没想到张队一听完情况，不假思索地说他马上送钥匙过来。他那天９点上班。

　　无计可施，只好借用了同事的铺盖，将就在另一个办公室里休息，与老方同处一室。凌晨５点又去处理了个举报，回来已经是５点４０分了。我出去的时候老方躺着，回来的时候他却坐着，在看手机，说睡不着。老方五十多岁了，是个老城管，据说自城管局成立起，他就一直在城管局工作。

　　早上７点，我的下班时间到了。我想回家，可是我手头除了手机，身无长物。外套、包、水杯、钱、公交卡、银行卡等都还在办公室，甚至我准备今天晚上赴宴送人的结婚红包也还在办公室的包里———我必须得拿到钥匙，别无选择。

　　老方又睡着了，还呢喃着梦话。我想起来，又怕吵醒老方，便又睡下了。大概７点半的时候，附近的五金厂开始上班，我听见装卸车的马达轰鸣声、钢板被扔到地面的撞击声、沉闷的车床冲击声、嘈杂的汽车喇叭声、杂乱的电瓶车催促声、南腔北调的人们说话声，此起彼伏，一片生机勃勃。我却有些迷糊困倦，渐渐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我看了下手机：８：１４。今天是星期六，不好太早去打扰同事，于是，我转了个身，接着睡……又睡着了。９点多我又醒了，老方依然沉睡着。我轻手轻脚地起来，整理好了被褥。

　　我准备去同办公室的余哥家里借钥匙。他家近，２０分钟的脚程。手里没有钱和卡，坐不了公交、打不了出租（完全忘记手机也可以支付打车费的事了），我准备走着去他家，走出了大门。走了三五米，又觉得借同事的电瓶车过去更方便些，便又折回。

　　进了大门，望见紧闭的办公室门，寂然无声，才又想到这个时候是同事们睡得最沉的时候。实在不忍心打扰，于是又转身，安步当车。

　　我先打了个电话过去，余哥说他妻子很早就出门了，家里就他和读小学的儿子。但他听说我是步行过去的时候，坚持要送钥匙过来。我再三推辞，说早上的空气清新，走走动动，锻炼一下，挺好。

　　我心里有阴影。几年前，同一小区同一幢楼的一个小朋友，因为大人疏忽，爬上了自家防盗窗去晒布娃娃，怎知防盗窗年久失修，断裂了。小朋友连同断离的栏杆，从五楼阳台跌落到了地面，直接进了ＩＣＵ。不幸中的大幸，那个小朋友抢救回来了。

　　但我还是在半道，遇到了给我送钥匙的余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