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方 

　　从上幼儿园时就知道，奖状是个好东西，它简直有魔力，人人都希望得到它。但城管局里有一个奖状，不仅没有人愿意主动争取，而且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那就是“委屈奖”。

　　“委屈奖”我们中队有人得过。那次，我们中队的同事，在巡查道路的时候，发现渣土车上滚落的这一堆、那一坨的渣土，弄脏了路面，影响了环境，也给行车安全带来了隐患。于是他和同事们一起，在那附近设卡检查路过的渣土车。

　　脏兮兮、栏板未盖的渣土车被拦下来了，车屁股上的一坨泥有意无意地遮住了它的号牌。时间大概是深夜一两点钟。

　　车老板带着一身酒气和匪气来了。事后我听说，同事被甩了两个耳刮子。同事是个三十出头的男同志，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拳头攥紧了，牙关咬紧了，但是没有动手，没有还手。忍着，忍着，眼泪都下来了，还是忍了。车老板被其他同事抱住了，才没能继续施暴。车老板让司机把车强行开走了。

　　事情后来妥善处理了，局里表扬那个同事：克制、冷静，给了一个“委屈奖”。

　　这同事是个实在人，他表达不同意见的唯一方式就是摆着两只手，说：“那不行的，那不行的！”以至于有些同事为了逗他开心，就故意地跟他提相左的意见，跟他开玩笑。而他则继续认真地摆着双手，说：“不行的，这是不行的！”我们偷偷地称他为“不行的不行的先生”。

　　我去过他家，他家满满一房子的书，书架、书桌不要说了，饭桌上、椅子上、茶几上、地面上也堆满了书。我说：“你家的书真多。”他说：“本来你坐的沙发上也都是书，我刚刚整理出来的。”

　　得了“委屈奖”的同事还能获得少许安慰，但城管工作者更多的“委屈”却是默默咽下的。

　　曾有渣土老板在我们办公室里说，某人扬言要卸队长一条胳膊、一条腿什么的。他们说这些的时候指名道姓，肆无忌惮，颇有幸灾乐祸的味道。这不仅仅是口头威胁而已。有一次，我们头天晚上查扣处罚了一台渣土车，第二天晚上就有人坐在了队长办公室里，阴沉着脸，不声不响，不吵不闹，却杀气腾腾，气势逼人。他停在我们单位门口的车里，有几个流里流气的人也一直候着，直到凌晨四五点钟才离去。

　　我也亲身经历过某老板在我们执法的时候当面威胁带队领导的事。那人先是莫名其妙地来一句：“我知道你小孩在哪读书！”后又当着我们面，颇有“老大”气势地打电话：“你叫几个人来！我的车被城管拦了。”那领导也是部队出身，毫不退让，说：“我对你公事公办。你若敢动我家人，你试试！”

　　出现如此“剑拔弩张”的局面，其缘由无非是我们决心严格依法办事，还老百姓一个安全、整洁、有序的道路环境而已。不过幸好经历那么多事情以后，大家都还是好胳膊好腿的，而渣土车管理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

　　另一个同事也很委屈，可是还不够格得委屈奖。他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大男人，被一个女摊贩骂哭了。摊贩是夫妻档，卖水果的。因为无照经营，车子被查扣了。那同事开着被查扣的车上交到了仓库，女摊贩跟了去。而其他同事，为了避免女摊贩骚扰，在查扣结束后，并没有随同去仓库。

　　太阳高照，那同事沿着马路一声不响地走在前面，一脸严肃；女摊贩嘴里骂骂咧咧，手里指指点点，跟在他后侧半米左右。两个人保持同样的步伐，一个快，另一个也快；一个慢，另一个也慢……我们跟那同事会合的时候，女摊贩正骂得慷慨激昂。就凭我听到的那一段文不加点、得心应手的骂词，我觉得她该是一个集散文家、朗诵家、歌唱家、表演家于一身的优秀人才。

　　车上，我们问候同事的时候，他欲开口，却紧抿着嘴巴说不出话来———他在抑制自己的情绪，但眼眶还是止不住地湿润了。众人默然。

　　城管也是普通人，他们也有父母，白发苍苍，盼儿早归；也有幼儿，嗷嗷待哺，奶声奶气地叫着爸爸；也有妻子，需要安全感，需要关爱。他们敬养父母，他们舐犊情深，他们满腔柔情。他们捐献过骨髓，捐献过鲜血，捐献过金钱，帮扶过陌生人，资助过贫困生，关爱过孤寡老人……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市民。

　　即便穿着城管衣服，他们也曾在台风天，背着老弱走过积水的道路；也曾在大雪天，大半夜地扛着扫把硬是推出一条路来；也曾在黑夜里，制止了轰鸣的机器，还居民一个安宁的夜；也为街道的整洁做着努力……

　　也许有人见过城管殴打摊贩，可我身边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听说身边有谁打了人。我只知道城管不允许打人，还被要求：被打了也不能还手。不然也不会出现这令人啼笑皆非的“委屈奖”了。但是争吵是有的。争吵发生的原因大概是城管一次又一次地劝说，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无视，最后只能查扣，摊贩却抗拒，然后就争吵了。这时候个别人士就开始痛骂城管，甚至有人还会无中生有地喊“城管打人啦”以混淆视听。

　　委屈奖，谁要啊？

　　但若我们“委屈”了，却能换来环境整洁了，夜晚宁静了，道路通畅了，城市有序了，居民满意了，那“委屈”一点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