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月湖畔的王应麟铜像前，孩子们吟诵《三字经》。 记者 王勇 摄

　　编者注

　　南宋宁波人王应麟所著的《三字经》，和《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中国三大国学启蒙读物。近日，宁波市《三字经》文化研究会成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务院中国国学中心顾问龚鹏程受邀作了“《三字经》国学文化”主题演讲。本文即根据其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三字经》从众多蒙学书中脱颖而出

　　早在西周时，就有人编写了《史籀篇》，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汉代编有多种识字课本，其中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编写的《急就篇》一直留传至今。宋元时期，蒙学教材较前代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提高，对后来明清时期的蒙学教材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今，我国子部蒙学书，重要的有上百种。这些书良莠不齐，真正广传的也就十来种，因此有《蒙学十三经》之说。河北省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张圣洁曾主编了一套《蒙学十三经》：识字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训诫类的《小儿语》《弟子规》《朱子家训》《名贤集》《论语》；韵语类的《千家诗》《声律启蒙》；典故知识类的《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但这其实收得不甚准确，如《弟子规》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在启蒙书中地位极低。

　　作为“入门级”的蒙学书，《三字经》对后世影响极大。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章太炎曾说：“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意思是说，如果用以教育儿童，今天的教科书都远不如《三字经》。

　　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说法不一，目前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仍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庆元府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宋理宗淳祐元年进士，为人正直敢言，后辞官回乡，专意著述二十年。其蒙学著作《三字经》风行700多年，流传海外众多国家。

　　作者王应麟受朱熹影响极大

　　宋代蒙学书的发展和朱熹学说的流行有关。朱子学说成为元明清的主流思想，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使得中国成为“儒家型社会”。王应麟作为朱子后学，其编撰《三字经》的学术渊源亦应由此看取。

　　朱子之学，下学上达，极重视日常生活。朱熹曾作《童蒙须知》，对儿童生活起居、学习、行为礼节等均作详细规定，如：“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眼既不专一，却只仅仅诵读，决不能记。”

　　朱熹又作《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序例一卷。此书是据司马光《资治通鉴》《举要历》和胡安国《举要补遗》等书而作，本儒家纲常名教，简化内容，编为纲目：纲为提要，模仿《春秋》；目以叙事，模仿《左传》。此书后来影响巨大，几乎取代了《资治通鉴》。明清章回历史小说都依据这本书来编写历史故事。《三字经》跟这本书关系极其密切。《三字经》过去又称《小纲鉴》或《袖里通鉴纲目》，因为它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目前版本的《三字经》讲述的即是从伏羲神农至清代的朝代变革，一部中国古代史的基本面貌尽在其中。

　　王应麟是南宋人，《三字经》原文所记的历史部分只到宋朝。为了体现时代变迁，后来各朝代都有人对《三字经》不断地加以补充，所以《三字经》的字数在宋末元初为1068字，明代1092字，明末1122字，而清初又有1140字本及1170字本等多个版本。章太炎的《三字经》增订本，是近年流传最广的版本，可以说是宋朝以来最好的重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