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伟

　　近日，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发布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报告。报告对全国十个省市、上万名０－１５岁的儿童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超五成一孩家庭无意生二孩，孩子教育成最重要影响因素。

　　１２月２８日《北京青年报》

　　公众的生育愿望不高，跟外部的环境有着直接关系。生育、养育和教育，是面临的最大成本考验，也是每个家长必须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优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两孩放开之后也就意味着竞争的加剧。从育龄妇女生育之后，可能会在职场之上失去地位，到孩子入托入学要“拼爹”，再到双职工的孩子哺养，将成为其难以承受之重，再到之后的教育、医疗、住房的投入，都不是一笔小数字。

　　早在２０１３年，一个名为“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排行榜”的帖子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榜单所列的养育成本中，北京２７６万元，上海２４７万元，深圳２１６．１万元，广州２０１．４万元……其中，教育消费无一例外成为各地最主要的支出———以北京为例，竟高达２４０万元。当生育和养育的模式，已由之前的粗放式到时下的优质型之后，那么生育愿望的下降就顺理成章。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出现下降，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不过，当下国内的生育愿望，是否与发展现状相匹配，需要认真研判与分析。按理说，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久压的生育意愿应当有一个触底反弹的过程，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生育意愿不强，亦是公众焦虑的集中化表现。若未能获得一个较为宽裕的外部环境，那么生育愿望还将进一步走低。

　　两孩政策带来的是体系化的考验，尤其是对公共服务提出了高的要求。医疗、教育、保险等配套措施本就紧张，对付１．０都存在很大的难度，在对待升级的２．０更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调查发现，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这四项公共服务资源状况，是影响生育两孩决策的重要因素。２０１６年是中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第一年，很多地方举行了“两孩家庭日”，共同呼吁保障女性就业权，增加对托幼、儿科等领域的公共投入，创造适宜“两孩”成长的社会条件。

　　相比较于国外生育率的由高到低的演变，我们当前的生育政策调整有其独特性与复杂性，尤其是公共政策的配套上，还相当滞后。因而，在两孩政策出台之后，如何消解生育意愿下的环境焦虑，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公共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