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学杰

    《小说课》一书辑录了作家毕飞宇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所谈论的小说皆为古今中外名著经典，既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也有哈代、海明威、奈保尔等人的作品。

    也许，有人会问，他讲得对不对呢？这个好像没法用对错来衡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无定法，文学赏析又岂能较真对与错，恐怕只能以好不好或精不精彩来作答。

    一位朋友看了毕飞宇的文章，特地打电话问他：你把别人的小说分析得那么仔细，虽然听上去蛮有道理，但是，你怎么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你确定作者这样写就一定是这样想的吗？毕飞宇说：“我不确定。作者是怎么想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关心作者，我只是阅读文本。……我也是写小说的，每年都有许多论文在研究我的作品，如果那些论文只是证明‘毕飞宇这么写是因为毕飞宇确实就是这么想的’，那么，文学研究这件事就该移交到刑警大队，警察可以通过审讯作者来替代文学批评……小说是公器。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

    虽然毕飞宇现在是南京大学的教授，但是他是写作者出身，并非学院派，所以讲起文学来，没有太多的理论叠加，而是比较通俗并且很接地气。

    有人将此书与王安忆的《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做比较，说王安忆说得更系统和深入。这得看读者想要获取什么了，毕飞宇在此书做的是文本分析，并非是教人怎么写小说，主要是谈自己的阅读感受，并且也不谈自己的创作感受，他就是想通过自己的阅读告诉人们好小说好在哪里，在看似浅显易懂的文字背后藏着什么。或者可以说，这个书名易引起读者的误会，以为它是教人怎样写小说的，可内容却是教人如何阅读理解小说的。

    关于阅读之功用，毕飞宇这样说：“有时候我把小说看得很重，足可比拟生命。有时候我也会把小说看得非常轻，它就是玩具，一个手把件，我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一遍又一遍。对许多人来说，因为有了足够的生活积累，他拿起了笔。我正好相反，我的人生极度苍白，我是依仗着阅读和写作才弄明白一些事情的。”他又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只有少数的读者和更加少数的作者可以享受这样的福。”不过，据此观点，对文学文本的理解阐述是否就可以随意发挥了呢？不管作者当初是否想过，阅读就是一次再创作，能够自圆其说就行吗？

    当然，相对于理论家形而上的理论分析，我更喜欢读这样平白如话的文学分析，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理论积淀。我也更愿意信服，写作者对他人文本的理解与判断。要想理解一项工作，首先你得实践过，纸上谈兵是连北都摸不到的。

    毕飞宇说：“蒲松龄的《促织》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者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足以和写《离骚》的屈原、写‘三吏’的杜甫、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相比肩。我愿意发誓，我这样说是冷静而克制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记忆力，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阅读才华，我们就可以将曹雪芹所制造的那些‘飞白’串联起来的，这一串联，了不得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红楼梦》这本书比我们所读到的还要厚、还要长、还要深、还要大。”这与白先勇的说法有些类似。白先勇说，《红楼梦》是一本天书，有解说不尽的玄机，有探索不完的秘密。《红楼梦》中的密码是曹雪芹故意留白，还是被删减之后的结果呢？毕飞宇又补充道：“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人，他删过《红楼梦》，我只能说，他能把《红楼梦》删成这样，他也是伟大的小说家。”

    毕飞宇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还是独具慧眼呢？还是由读者自己去评判吧。

    李敬泽说毕飞宇的小说刀光剑影，他引以为是，并以此为关键词来解读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杀手》。我倒是觉得毕飞宇的小说充满着绚烂的色彩，有语言天分，常极尽描写之能事。在讲课中，毕飞宇谦逊，但又自负，颇有表演之成分。“这句话实在是太吓人了，它完全不符合一个人正常的心理秩序。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句话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在我四十岁之后，有一天夜里，我半躺在床上再一次读到这句话，我被这句话吓得坐了起来。”“如果哪一位浙大的学生盯着我问：毕老师，‘一江春水向东流’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能把我逼疯……”他在讲《促织》时特别强调的一个词——“欲媚”，然而，他的讲座又难说没有讨巧的成分。他说：“才华不是思想，但是，才华可以帮助作家逼近思想。”

    毕飞宇挺善于演说的，颇有说书人的风采。讲座够吸引人，仅从文字上我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更不用说带着肢体语言的现场演讲了。有现场发挥的妙语连珠，比如他说：“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借口。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借口，最终成为不同的人，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不过，毕飞宇的讲座感觉多于考证，有些时候他太依仗自己的直觉和判断了。

    （《小说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