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常平

    1080年（宋神宗元丰三年），苏东坡被贬于黄州，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当时，苏东坡一家有近20口人，因东坡“廪入既绝困”，生活陷入了困顿。

    王文正先生在他所著的《不合时宜》一书里，对苏东坡一家那时之困顿有过生动的描述：“苏东坡与妻子王闰之商定，每月初一，将家里过去的积蓄拿出4500文钱，分为30串，挂在房梁上。平时每天早上用叉子挑下一串，作为当日的用度，然后把叉子藏起来，目的是强制自己每天不得超过150文钱。倘若当天有用不完的，就存放在备用的一个大竹筒里，以待有客人造访时，添补其不足的部分。”

    为了帮读者更形象、更真切地弄清楚东坡一家当时真实的生活水平，王文正先生又替东坡算了一笔账。

    “4500文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按照一般的换算方法，一两银子等于一贯，也就是1000文钱。不过在宋代，特别是宋真宗之后，白银存量减少，白银封增值，铜钱贬值，基本上是2000文以上的铜钱才能当银一两。如此算来，苏东坡的每月用度只有二两银子。”

    “在北宋，一两银子可以购买大米4－8石。如果取中间值，以宋一石为66公斤计算，即能买400公斤的大米。如果按今天每公斤大米5元换算的话，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

    于是，王文正先生感慨：“这是东坡一家近20口人的全部费用，如果平均一下，每人每月只有200元。”

    最近抽空重读了《水浒传》。当“十万贯金珠宝贝”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用王文正先生的方法，给“十万贯金珠宝贝”算了一笔账。

    《水浒传》第十三回《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有梁中书与他妻子的一段对话——

    只见蔡夫人道：“相公自从出身，今日为一统帅，掌握国家重任，这功名富贵从何而来？”

    梁中书道：“世杰自幼读书，颇知经史；人非草木，岂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尽！”

    蔡夫人道：“相公既知我父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

    梁中书道：“下官如何不记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着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京师庆寿。一月之前，干人都关领去了，见今九分齐备。数日之间，也待打点停当，差人起程。——只是一件在踌躇：上年收买了许多玩器并金珠宝贝，使人送去，不到半路，尽被贼人劫了，枉费了这一遭财物，至今严捕贼人不获，今年叫谁人去好？”

    对话不长，所透露的信息却很丰富。初读的时候，我有四点心得：

    一、几分惧内。原来身“为一统帅，掌握国家重任”的梁中书，竟也有几分惧内。惧内的人，大抵都有着几分天然的亲切。梁中书是官称，其本名是梁书杰。按着宋时的官制，梁中书当为正三品。那么大的官，本与我们小老百姓隔着十万八千里。但一惧内，与我们小老百姓的距离至少缩短了好几十千里——现今江南江北的好男儿们，有几个是一点儿也不惧内的？梁中书，真有你的，亲切之情油然而生。

    二、岳父的生辰。大凡能记得双亲生辰的孩子，都能属于好孩子之列。女婿能记得丈人生辰的，更为难得。不需妻子提醒，于丈人生辰前，能准备好一份礼的，更属人中之龙了。一个伟人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去年送了，今年还送。梁中书的这一做法，在独生儿女已成了当今社会生力军的中国里，不但能稳赢家里之半壁江山，更能使多少已为“丈人”者“龙心大悦”。

    三、贼人很难抓。种种所限，贼人是很难被抓获的，即使是“严捕”。否则，狄公破案之类的故事就不会流传得那么广、那么神。若贼人作一次案就必被破，晁盖们的机会就没了，《水浒》的故事就烟销云散。

    四、功名富贵。梁中书的功名富贵，得自丈人蔡京。为感“提携之力”，梁中书送了十万贯金珠宝贝的生辰礼。谁都知道“十万贯”是重礼。也只有是一笔了不得的重礼，杨志也才会被梁中书看中，去押送十几人担着的金银担。

    最近再读《水浒传》，因有了王文正先生替苏东坡算的一笔账，我对原来第四点的认识，从理性又回归到感性，又有了更深的认识。

    苏轼的时代，与《水浒传》的时代较为接近。我用苏轼的生活开支替梁中书算了两笔账。

    第一笔账：1000文钱为1贯，2贯为1两，10万贯就5万两。苏坡一家20多口人，在黄州时每月用2两，5万两银子可供他们用2.5万月。梁中书给丈人送一次生辰礼，够苏东坡一家子20口人生活两千年，或能让像苏东坡一样的2000户人家生活一年。第二笔账：1两银子可以购买400公斤左右的大米，5万两银子可购买2000万公斤大米。如果按今天每公斤大米5元换算的话，5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1亿元人民币。

    不算不清楚，一算吓一跳。给丈人送一次生辰礼，就花1亿元人民币，这已不是单纯的翁婿间的人情来往，已成了下级对上级的贿赂，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虽然从《清明上河图》来看，北宋经济极为繁荣，但再繁荣也经不得大大小小的梁中书们蛀蚀。

    至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十万贯的金珠宝贝大体是什么概念了。

    于是，施耐庵对《水浒传》的苦心经营，就在极不经意间，显露出来。《水浒传》》就是这样，从极巧妙的角度，从极平常的日常生活里，让读者明白了北宋社会官之贪、之腐，民之困、之痛，让读者明白了在经济活动极为活跃的外表掩盖之下，北宋王朝官逼民反的事实。

    阅读《水浒传》，如果对“十万贯金珠宝贝”只那么瞟一眼就放了过去，就会很对不起施耐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