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旻

    历史书，如果是大部头的官方著作读起来大多繁杂艰涩，如果是民间写史往往又戏说有余严肃不够。“极简版、课堂版《国史大纲》”——《中国通史》则是以“航拍”的视角审视中国民族文明，是一部高格调而低门槛的、好看的通史著作，是专业和通俗的最佳结合。

    对，这就是著名学者钱穆的学生眼中的“课堂笔记”，被称为国史扛鼎之作《国史大纲》的简化版史书。

    钱穆一生著述丰富，史学和文化学专著多达80余种，逾1700万言，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明清，从理学到文学，从经学到政治，无一不通。尤其是其早期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不仅开一代风气之先，也让后人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史学架构可能企及的思想认识高度。当年《国史大纲》的出版，更是成为民国时期学术界一时盛事，至今在港澳台及海外几乎无出其右。

    钱穆先生作为一代通儒，尤以治史闻名。其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史学地位毋庸置疑。现行中国通史版本中，以一人之力，首尾贯通，且又自成体系者，钱穆《国史大纲》堪为个中翘楚；而《中国通史》与其一脉相承。

    与纯粹学术的学院派文风相比，钱穆的教学更重视普及教育，或者说更适合教学型。他讲历史，喜欢转述史料，而不是直接引证。书里囊括了很多小“故事”，名人轶事、野史趣闻，不一而足；嬉笑怒骂，任性敢说，有着民间写史派的平易近人和泼辣风采。所以他的书，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生动好懂、符合大众口味。而相对民间写史而言，钱穆通史无疑更专业。

    钱穆先生不仅是精于治史的史学家，更是难得的深入人心的讲史者。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

    在北大讲授四年，本为文学院新生所修的通史课程，“往往会吸引高年级的学生和其他学院的学生，乃至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前来旁听，每每一堂课，就有三百人前来旁听，不但没有空座，连站着的人都挤得满满的，真可谓盛况空前”。

    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更有学生，从北大到西南联大，每年必至，前前后后听了六年之久。因为他认为每年听讲都有新的收获，所以屡听不厌。钱穆讲授这门《中国通史》课程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后来，钱穆先生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所幸这第三度讲授底本，终被一个叫叶龙的学生给记录了下来。六十年后，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领略感受钱先生当时授课魔法般的吸引力。

    有人说，如果钱穆先生尚在，他不一定是《百家讲坛》上的风云人物，但应该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是那个引人顿悟的启发者。他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感动我们的，不止是情怀，而是打通古今、提升格局的其他可能性。

    叶龙从22岁开始一路追随钱穆先生，选修的每一门课都认真做了课堂笔记，搬家十几次都不舍得丢弃，而今他已是耄耋之年，不忍“钱学”在自己手上遗失，遂将这些珍贵的讲稿整理出版成册。

    去年3月初，由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传奇面世。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在钱穆广博的学术体系之外，还有这样一部从未被发掘的关于中国文学的系统专著。后来，叶龙又把《中国通史》呈现出来。叶龙成为钱穆言论最重要的记录者，被媒体冠以“钱门传薪人”的美誉。

    曾经，一部《国史大纲》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使无数国人受到启发；而今，这部《中国通史》以其历史格局和文化情怀的双重担当，或许可以给当下读者以新的启迪，为我们再次提供回望历史、面对未来、重塑个人知识格局的可能。

    在大力倡导文化自信的今天，这本书也许有着别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