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明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在鄞县鄞江公社鄞二大队胶木五金厂跑外勤（供销）。我是个知青，虽然从名校上海市大同中学毕业，但是68届初中学历，而且已经结婚生子，在队办企业跑外勤混得也不错，拿着挂靠全大队第二位的工分，每月有50元外勤补贴，算起来年收入近千元左右。所以，对考大学只是心泛微波而已。

    1978年4月，我到上海出差，顺便看望一个在上海养病的插兄，居然破天荒见他在看书，十分诧异：此君平时除了香烟老酒，从来不翻书本——其实我们知青都差不多，而且看的是中学历史书。此君笑道：准备花5角报名费，去看看考大学的试卷。当时，我嘴上没说啥，心里却耻笑他这个68届初中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得美！

    从插兄家出来路过新华书店，我竟鬼差神使花5分钱买了一本《高考复习大纲》。回来迫不及待看起了《大纲》，觉得《大纲》里许多内容，我这个68届初中生并不陌生，于是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不，我也花5角钱去“看看考大学试卷”？

    那天下午，我与刘厂长去城隍庙湖心亭茶馆喝茶，我坦陈了想考大学的想法。刘厂长没有阻止我考大学，他说：“好啊，考大学好啊！大学报名没几天了，你得赶紧报名。”

    因为有业务要在上海谈，我暂时不能回宁波，于是就在湖心亭茶馆铺开信纸，写信给妻子，让她先给我报名。妻子收到信很是意外：咋心血来潮突然要考大学？她与当老师的表哥商量，表哥说：68届初中学历，考是估计难考上的，不过复习复习，学点东西也好。

    从上海回到村里，我要考大学的事都传开了。老实说，那时大家并不看好我，觉得我这个跑外勤的，喝酒吹牛还行，考大学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我却不服气。记得那时宁波电台中午有档高考复习节目，我家有台春风牌电子管收音机，我每天中午和两名应届考生聚在一起，认真听电台里老师讲复习课。电台复习课主要是历史地理。说来也怪，那时觉得自己记性尤其好，书本上那些地名呀年月啥的，只要看上几遍，就可以记住大概。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复习真够用功的。近三个月复习时间，我每天抽掉两盒“飞马”烟，每日复习时间长达十七八小时以上，连喜欢的老酒都不喝了。有时候夜里实在太困，就到村边溪水里浸一下身子，这样可以清醒个把小时。

    终于挨到考试日子，坐在久违的低矮的课桌前等开考铃声时，我心跳得厉害，毕竟离开课堂已经十年多了。但我很快就镇定下来，因为翻开试卷，我觉得那些题目不难，我都能做出来。三天时间五门考试，我自我感觉考得很顺，除了语文和数学，其余三门我都是提前交卷的，尤其是考地理，半小时铃声刚过，我就交卷出来了，等我回家走了一趟回到考场，考试还没有结束。

    正式消息来了，我果然上了分数线。不过我还是觉得非常遗憾：自认为至少“及格分数”的数学，只考了32分，其余四门成绩还好，史地都是80多分，绝对属于高分；语文政治60多分，也及格了。最后拿到的是浙师院录取通知。

    那天，一群亲朋送我到鄞江汽车站上车，送行的人群里，有我才半周岁的儿子。到金华浙师院报到时，已经傍晚了。下车进师院大门，路过大池塘时，我把打火机和香烟扔进了池塘——我决定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