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满

    滨海小镇，夜间轮船进港时，发出悠长的汽笛声，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夜空中尽是海水飘渺的味道。电厂刚落成，塔楼上闪闪的灯光像簇拥成堆的星星，远远望去，给童年的梦装点了一树摇曳的斑斓。我在梦中枕臂而睡，那时的梦，连尾声都是香甜的。

    我的父母是镇办厂的工人，工人的子女与别人的最大不同，在我以为就是中饭可以不用在学校里吃。那年我读小学，爸爸每天让我一放午学就去厂里。出了校门，经由一条铺满石子的小路拐进老街弄堂，出来，走上一条石拱桥，过了岸就是厂址所在。

    那时路边尽是广玉兰，叶瓣如扇，夏季的晌午，知了在树上鼓足了劲鸣叫，水稻田里一声声不间断的蛙鸣。十年后，这些都没了踪迹，只当是曾经夏梦的一晌贪欢。厂门临河开，食堂就在临河的一排吊脚楼里，四大通间，前面是打饭窗口，后面一溜全是长凳桌椅。临近十一点，厂门口挤挤挨挨一堆人，铃一响全都冲向食堂。如我一样来食堂吃饭的孩子早占据了居中位置，父母们只需打饭买菜，便可坐下来吃。上百人齐动筷勺，吊扇“刷刷”作响，河面上的微风裹挟水草的湿味吹进窗口，我至今忘不掉那一霎的感觉。不知何处，蛤蟆叫岔了气。

    那年月，我家已有聚餐之习，放到现在，叫它Party不为过。要好的朋友如刘伯伯便是常客，下了班，自带酒水，有时连菜也顺手买来了。我家的客厅白漆刷墙，瓷砖铺地，一张十人圆桌放下毫不逼仄。客人除同事外，还有爸妈以前的同学或亲戚。亲戚中，常光顾的是我小舅。当时三十出头，中等身材，板刷头，大眼睛，手劲特别大。他开了家早餐店，生意不错，每天迎送四方宾客，交际自然灵活。他是席间笑话荤话酒话的提供者。宾客坐定，举杯开席，客人喝酒稍有懈怠，他便捋起袖子去敬，喝到酒气熏天，话无顾忌，方作罢。有个我叫她王阿姨的女人也是常客，二十三四岁，最是安静，长长的睫毛，目眶冉冉动。刘伯伯喝过酒，汗流得更欢，把白毛巾使劲往脖子上擦。

    那时，我人小，怕一个人睡，家里来了那些人，喝完酒吃完饭，拉开桌子，打牌搓麻将，欢声笑语传到我耳边我才安心。我上了床，把门留着一道缝，过一会，妈妈就会上来跟我说晚安。她的脚步声在楼梯口响起，门被轻轻推开，来到我床边，坐在床沿摸我的脸，手心温吞吞的，“还没睡吗？”她说。“还没。”我说，她笑笑。远处进港的轮船又传来悠长绵延的汽笛声，那是我睡觉的前奏，妈妈站在我床前，那一刻，我觉得天底下没什么东西可怕的。

    家里没客人的时候，吃完饭，爸爸会带我出门散步。

    那时候的滨海小镇，工业虽起步，镇上毕竟还留得住一脉乡村的气韵。散步不走马路不走大道，专走我家门前的机耕小路，路旁有一片芋艿地。从此出发，不打弯，能一直从镇东通到镇西，晚饭后的黄昏，空气清爽，云卷云舒，夕阳挂在山头，是晚妆淡抹的仕女气象。爸爸牵着我的手，斜阳中，一大一小一高一矮两个身影，那是永恒的定格。不管今夕何夕，我总记得手心那一团温热。接近镇西，乡村渐而隐匿，现代小镇初现雏形。我们跨上一座石拱桥，桥下水波荡漾，水草青青，游鱼可数。有时，我们会遇见王阿姨，她穿着当时还未普及的连衫裙，头发披肩，冉冉的目光愈发楚楚动人。我们一起站在桥上，爸爸和她说些漫无边际的话，河水悠悠流淌，对岸镇中心广场传来四大天王、小虎队的流行歌曲，朦胧而悠远。

    当时镇办厂办得红红火火，工人待遇高，人们都说，在那里上班的人都是手捧“金饭碗”的。在我印象中，我儿时的玩具比别的同伴都多，变形金刚、七龙珠漫画、录音机、卡带……应有尽头。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厂子却突然传出要转制的消息。

    镇办企业的转制在那年头是大势所趋，私人企业的兴起，对其产生强大的冲击，多数经营不善纷纷倒闭，我父母所在的厂也不例外。我爸下岗了。

    他用一句话进行自嘲：“我被赶出了家门。”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镇办厂对他来说其实就像一个大家庭，他在厂里那么多年，工作轻松薪酬优裕没有负担，与外界社会是隔阂的，一旦离开，缺少那种左右逢源的生存能力，只能随波逐流。过分明显的颓废倒是没有的，消沉感觉得出来，他在家待了一个月，才出去找工作。高深的技术不懂，只好做些别的没技术含量的活。他先后做过搬水工，开过三轮摩托（凌晨三点帮屠宰场运送猪肉），电工（自学的），还当过门卫……每份工作都干不长，顶多半年，换来换去，成了一名尴尬的角色。

    但生活的底色其实并不那么暗淡，爸爸原来闲时爱画几笔，那时偶尔还会拿铅笔在纸上素描几笔，画稿从不保留，随手揉成团，丢进垃圾桶。晚上喝过小酒照旧会带我出门散步。

    我有一个梦，这一世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下一世我们应该还能在一起。他们还在我家的客厅里，喝酒吃饭玩笑，我在楼上自己的房间，听着他们的声音等待妈妈上楼，然后安然入睡。那个梦很长很长，伴着夜间进港的轮船悠长的汽笛声，塔楼闪烁眨眼的灯光，我的世界万般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