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建国

    多日来，西安市灞桥区的孟先生有点烦：坐出租车时不慎落下了装有驾照和几张银行卡的包，出租车司机多方寻找到他，但在归还物品时向他索要了200元。孟先生认为，司机主动归还乘客遗失物值得称赞，但要钱的行为实在不可取。孟先生因此投诉到行政主管部门。

    10月30日《华商报》

    对照传统道德弘扬的拾金不昧，这位出租车司机的“拾金索酬”，确实有些“不够看”。让人遗憾的是，如果这200元不是司机主动要的，而是失主主动给的，而司机来个再三推搡，想必就能够成全一则佳话了。应该承认，这种佳话在现实中是有的，而且为数不少。也正因为如此，更让人觉得“拾金索酬”刺眼。

    可是，道德建设有其自身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习惯用非此即彼的道德模型去审视现实，潜意识认为拾金不昧是好人，见财起意则是坏人。可是，就社会现实来看，在拾金不昧和见财起意之间，还存在“拾金索酬”的第三种人，而且占比还不小。如果把他们也当成坏人，那就不能体现“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拾金索酬”并不是见财起意，他们毕竟归还了失物，索取报酬的价值也低于失物价值。还要看到，在“拾金索酬”中也有付出，特别是对于出租车司机这样的群体来说，还有成本的承担。索酬也是一种市场化的补偿。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对“拾金索酬”大加赞扬，那就是对拾金不昧的不公平，社会道德就会失去方向性；如果把“拾金索酬”贬损得一无是处，则有可能加大失主找回的难度。诚然，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可是，万一当事人不捡不拾呢？陷入非此即彼的道德模型里，确实是一个两难命题。如果我们正视并且承认第三种人的存在，宽容市场化补偿的存在，则没有那么难。

    确实，“拾金索酬”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在我们心中更想看到普遍的拾金不昧。但要看到，“拾金索酬”并没有跌破道德底线。总体上来说，并没有拉低社会道德平衡线。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团结第三种人，孤立极少数，也就是那些见财起意的人。从这意义上讲，对于“拾金索酬”不妨宽容以待。倘若我们丢东西了，别人归还了，不妨主动提出给予补偿，如果对方不要，那就成全一段佳话；如果对方收取，那也不是一段丑闻。有着这样的心态，就会看到暖暖的秋阳，而不是生出风声鹤唳的道德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