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红

    父亲生前是上海工人，曾在上海工作了几十年。他常常选择在过年之时回家来休探亲假。乘“民主三号”轮抵宁波，再转乘班车到家。舟车劳顿，于清瘦文弱、一直任文职工作的父亲来说颇感吃力，因为他每次回家，总是携带两只灰黑色、装得鼓鼓囊囊的人造革旅行袋。

    小时候总觉得，那两个父亲扛来的旅行袋，似乎是能变出各种好东西的魔术袋。

    母亲喜滋滋地一一理出来，说：大都是给你们小孩子的东西。但我们见到：有父亲单位过年配给的年货，他都带回家了；有当时乡下紧缺的白砂糖和肥皂，还必有一包烤麸干。当时乡俗：有家人从外回家，要“分汤水”给邻舍一起分享。母亲就把一包白砂糖匀分两包，肥皂对切或切三块，分给众人。父亲总是满怀感激地说：糖和肥皂都是厂里同事省下来送的。烤麸干又是董师母储起来晒干了给我们的，我们烤好后也分送给邻舍尝尝。

    接下去，袋里真的都是给我们小孩子的东西了：有用大号腰圆铝饭盒装得满满实实的红绿玻璃纸包裹的糖果，还有一盒盒小包装的动物饼干、蜜饯、话梅……这些吃食在当时的乡下无从购买。除了给亲友间的小孩分尝一些，其余的父母都给我们分开保存。

    袋里的东西理到最后，父亲会笑眯眯地要我们闭上眼睛，待他喊“一二三”，才可睁开来，原来是姐弟四人一人一份的礼物。姐姐和我有漂亮的小手帕、发夹、小围巾，两个弟弟有玩具、手套。每个人都有漂亮的文具、连环画和少年文艺、儿童时代等书，我们都欣喜万分。父亲叮嘱我们：书要和小朋友们一起看，我下次就会再给你们带来。所以，那些留存下来的书，都是看得破旧了的。

    到了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期，我们也已长大，不需要如儿时那样，父亲再给我们一人一份礼物了。但有一次，他回家郑重地说：我给你们带来了最好的礼物！他从旅行袋里捧出了一沓沓的书。啊，竟然都是一本本簇新的书。那都是我们梦寐以求想看却看不到的——“文革”时的禁书。已从报上读到：上海新华书店在公开发售这些禁书，盛况空前，排队买书的队伍长达好几里。虽是跃跃欲试，终因鞭长莫及而作罢。这会儿，我们姐弟几个向往渴求的一本本书竟然出现在了眼前，忙惊喜地询问父亲是怎么得来的。父亲说：买书的人都是通宵排队，我不能去，是厂里同事的几个儿女连夜排队帮我买来的。你们要珍惜，要仔细阅读。

    今日，在我们的书柜里，依然还码放着这些中外名著。欣慰的是，当年父亲退休回家，也成了这些中外名著的忠实读者。

    第二年，父亲还用旅行袋给我们背来了一套三大本的《辞海》。当时书价是50元，那是“巨款”，一套书的重量是二十多斤。母亲心疼钱又心疼父亲肩痛手臂酸地背来，再三关照我们要仔细认真地看，并要保存好，不能损坏。

    父亲的旅行袋，为我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背来过物质上的惊喜和享受；当我们成年后，又为我们背来了向往渴求的精神食粮，一直到他退休。虽然这之前，乡下的物资已丰富多彩，但他还是要把上海的好东西用旅行袋拎些来给我们，不辞辛劳，乐此不疲。

    旅行袋还在，我舍不得扔掉。底部已经磨损，那两根结实的布带子，已卷边发毛。父亲常常是用两条结实的带子把两只袋扎好，一前一后放肩上背来。

    浩瀚的父爱，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