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银员

    如今，让我脸上挂着感谢与幸福的是，在宁波拥有了一套在绿色生态环境怀抱中的宽敞明亮的住房。

    安居乐业，人生大事。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和妻子先后都有了正式工作。我在海岛（岱山）乡镇当干部，妻子是县人民医院护士。从“农村户口”转变成“城镇户口”后，我们多么想在县城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啊！可那时候，乡镇干部是没有住房分配的，而妻子所在单位却不同，她们有“福利房”分配。医院有不成文之规定，凡是在编制内的员工，单身的可住集体寝室，结婚后方可安排单间宿所。

    我和妻子都刚开始工作，每月工资仅三十多元，又没有积蓄，显然在城里独自购房无经济实力。那时医院条件比较差，员工宿舍并不多，亟待分配居住的人排着队，妻子是新来的医务人员，只能默默地等候院领导发善心安排。因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蜗居地方，加上各自工作繁忙，在工作日，妻子依然住集体寝室，我睡在自己工作单位——乡政府值班室或办公室。到了休息日，我们就一同去农村父母家吃住。这样心挂两头，东奔西跑，生活非常不方便。尤其是有了孩子后，感觉生活很吃力。

    起初，孩子断奶后托交给了我母亲抚养，后来孩子大了些就哭哭啼啼整天闹着要妈妈。妻子于心不忍，于是，我只好不辞辛苦来回接送孩子，有时带孩子去妻子处，有时去母亲处。医院离母亲家有七八公里地，每次我都是用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接来送去的。

    记得有一天晚上，本来上日班的妻子突然改换上夜班，我就急忙顶着月亮把孩子接来赶赴母亲家。谁知半路上，坐在自行车后铁架子上的孩子打起了瞌睡，不慎左脚塞进疾快行驶的自行车轮子里，“喔唷”，瞬间掉下去的人被拖行数米后，车才自动急刹后倒地。此刻，受惊吓、剧痛的孩子嘶声大哭。很快，救护车来了，经医院检查诊断，孩子脚骨扭转性骨折。此刻，我揪心加痛心，妻子暗暗伤心流泪。

    此事不久后，医院终于照顾性安排了我们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旧房，不是专门的宿舍，而是医院门诊部的一间空房子，在太平间旁边。

    当年，县医院建在一座巍峨大山的半山涧，周围是茂盛的松树林，右边有一条自然蜿蜒的溪坑（沟），潺潺的流水昼夜不停地“叮叮咚佟”流淌，山坡上显露不少待迁极不雅观的破旧坟墓。唯有一条通向山下的是有较大陡度且弯弯曲曲的泥石马路，这是专门为医院新开辟的通道。居住在这里虽然鸟语花香，空气新鲜，环境静穆，但是交通十分不便，加上天天要跟痛苦的病人碰面，过日子也是挺不容易的。

    我们在这儿居住了三四年，我几乎每天早晨五点左右起床，骑自行车冒着陡路会使车速突然冲下去的危险，前往山下路途较远的农贸菜市场买菜，然后推着车爬坡路返回，一下一上起码得要1个小时。然后带孩子上城里的一家幼儿园，再急匆匆赶到乡政府上班。遇到刮风下雨或夜间去山下办点急事儿，那是更加辛苦不用说了。不过，有房住总比无房住强，只要能顺顺溜溜度日子过生活，我们知足常乐。

    时迁事移，后来县里为方便群众治病着想，将医院迁移至山下的大岙。新医院整体建造完工后，另在住院部后方建造了一片四排的医院员工新宿舍楼群。住房分配的条件：职务+工龄+先进，按比例计分。谁得分高谁就优先居住，并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最后由员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由于医院知名医师和高职技人员，已在其他地方有房居住，加上我的妻子工龄较长，这次基层员工分房理所当然在列，从此真正在岛城拥有了一套66平米的住房，全家人高兴至极。

    1988年，住房制度全面改革紧锣密鼓地开始。当然，几年后我们这儿的房改政策自然而然落地。一段时间来，县医院的所有“福利房”（包括集资房）也同样改革成为“商品房”，同时房屋产权从“集体所有”一下子嬗变为“私有”。打那以后，房地产业进入商品化市场经济新阶段，从而开启了住房买与卖相对平等交易的新格局。

    光阴如箭，岁月静好，我的孩子长大后在甬城安家落户。几年前，我自己也在城区买了一套新房子，愉悦地过着闲情逸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