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谈及孔子及儒家文化的视觉呈现，曲阜与北京，大概最先掠过脑际。而宁波博物馆策划的“国之祀典：清代宁波孔庙祭祀礼乐器展”，倒唤起一个沉睡既久的事实：两千年多来，孔庙曾遍布华夏，祭孔亦蔚为大观。

    当两百余件馆藏晚清祭孔专用的官制礼乐器，集中排列在人们面前时，祭孔仪式的整肃与隆盛展露无遗。展厅入口，泮池、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等孔庙主要建筑模拟性陈列，较好地起到了带入性作用。祭器与乐器的大致分类，观者亦可从后续器物分类陈设中，得出较为清晰的脉络。通观之下，人们不难想象，四明大地上曾有过的祭孔景况。

    祭孔仪式，旧时多称“释奠礼”，文献记载，早在西汉时便已有祭孔活动。经过发展，释奠礼定型于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大唐开元礼》确定的释奠礼被基本沿用，总体变化不大。历代释奠礼研究，本身至为复杂，策展者需先将其大致沿革、主要构成进行梳理，而后，再结合既有文物，将清代（尤其是晚清）释奠礼的变化进行一定阐释。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意识，我们并未在展陈中“看见”。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等级的释奠礼都有规定礼仪，不能混谈，就本地而言，需要把宁波府学与鄞县县学的区别适当体现出来，而这点也基本难觅踪影。

    祭孔仪式本就是官方教化色彩浓重的活动。有论者直言“孔子释奠所包含的政治意蕴远远大于崇师重教的文化内涵”，更有学者以为明清以来祭孔乃“统治阶层的专利”、“帝国运行不可分割的一环”。我们既绝不否认祭孔仪式及其器物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的独特文化，但也绝不怀疑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兴替，于今人而言，必须明晰重新“发现”古老仪式背后所蕴藏的历史“密码”，进而生发出新的时代意义之极端重要性。这层策展用心或许不必灌注于每一个展览，但对于直接关涉祭孔的展览，必须首先廓清与清醒。

    我们欣慰地看到，“从祀”内容展板中，有关于王阳明、黄宗羲等甬籍先儒的体现。我们也遗憾地发现，本次展览未能进一步说明光绪下诏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明遗民列入从祀的昭然用心，而光顾着荣耀于乡土先达的“地位”了。

    立足于释奠礼蕴含的文化内涵，将重心明确无疑地摆在崇师重学的文脉之上，适当地对其中需要剔除的部分展开清醒区分与说明，是21世纪的策展人与观展者共同的使命，也是这类特展难以回避却必须因应的现代意义。

    这条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