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爱平

    儿时家门口的马路东西走向坐落甬江畔，宽约二十来米。当年过往车辆极少，每当夏日暮色来临，马路开始热闹起来，居住沿街两旁的家庭成员纷纷端上一盆或拎来一桶冷水，泼洒各自地盘。水落夕阳残留的地面，瞬间弥漫阵阵氤氲热气，待暑气渐渐退却，一家子你搬桌椅，他拿筷碗碟，主妇把烧好的菜肴一盆一碗端上了桌。

    那时多数家庭拥有3个以上孩子，多者7—8个。晚餐全家围坐一张圆桌，早已饥肠辘辘的男孩，用手抓起餐桌上的菜就往嘴里塞，严厉些的父亲会用筷子轻敲孩子脑袋，知趣的儿子立马扮个鬼脸，缩下头，涨红脸拿起了筷子。

    早年物质贫乏，夏日傍晚沿街吃饭的家家户户，餐桌上的菜肴都大同小异，鲜见肉鱼虾蟹。唱主角的基本是当季蔬菜，茄子、带豆、小白菜等，常见有宁波人爱吃的“三臭”（臭乳腐、臭冬瓜、臭梗菜），螺蛳算是一道荤菜，还有咸腌的龙头烤，咬上一点就很咸，老宁波俗称“压饭榔头”。

    沿街有一家小店，夏季有臭乳腐供应，三分钱两小块。傍晚我常端一只白瓷小碗去买，店员用一根长筷子顶端绑紧一只调羹，小心翼翼低头从瓦罐里取出臭香扑鼻的乳腐，下饭很可口。距小店相隔不远，有家大饼油条店，大饼和油条各三分钱，还需要一两半粮票。节俭的家庭，早餐或晚餐桌上，常把一根油条剖成细细两条，用手撕成一小段一小段，做一碗油条葱花汤或直接沾着酱油吃。一次与老同事聊天，他摇着头对我说，周日儿子媳妇来吃饭，他特意上菜市场买了好多菜，其中还买了价格不菲的野生黄鱼。二老当天早餐剩下一根油条，他随即做了一碗油条葱花汤，想不到刚端上桌就被抢吃一空，而野生黄鱼竟遭冷落，都说不想吃。

    我家当年住在马路拐进一条弄堂的老墙门里，别说去马路上摆桌吃饭，就是院子里也从来没有占位吃饭的习惯。一则我家拥有一个独立厨房，南北通透，二则父母都是那种温良恭俭让的人，从不与人争抢地盘，年少无知的我，曾因不能在外面摆桌吃饭而深感失落。

    晚饭高峰时，放眼望去，长长马路两旁犹如百家宴，男人们多数光着上身，穿一条裤衩。当一身疲惫、从事体力活的男人回到家，晚餐桌上白酒或啤酒是必须品。平时沉默寡言的男人，喝到脸红脖子粗时，话似乎也多了。女同学家有兄妹5个，住在沿街马路旁，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父亲，下酒菜总是几颗茴香豆，常见他咪一口酒，一粒豆子在嘴里只嚼半粒，再喝一口酒，嚼完留下的半粒，很少下筷挟桌上的菜，一脸慈祥地瞧着狼吞虎咽的孩子们。

    晚饭结束，家家户户很快在原地搭一张“床”。称为“床”，无非是长或方凳上搁一块木板，上面铺好草席，放上枕头；有的人干脆把躺椅当睡床；更有的人直接在地上铺张草席，“天当被，地当床”，惬意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大人们手持一把扇子，用来纳凉、驱赶蚊子。家境好一点的父母，有时会到路灯下的摊位买6分钱一斤的西瓜或几分钱一斤的瓜果。

    晚间马路是孩子们的天然娱乐场所。男孩子玩法要比女孩多，如在马路上用绳子抽打木陀螺（宁波话“打煞坯”），以一决胜负；把废纸折成长方型玩摔纸片游戏，争谁赢得多；还有玩“追兵追强盗”，以一决高低。个个玩得大汗淋漓，变成一只只小花脸。夜深玩累了，回家往水缸里匀些水，从头冲下来，干毛巾一擦，倒床便呼呼大睡。女孩子比男孩要斯文些，要么在路灯下跳橡皮筋、踢毽子；要么用一根线穿线绷；要么在石板地上单脚跳房子等。我与妹妹及邻居几个女孩子，常常每人拿上一条小草席，出了弄堂，各人把席子横着围住身子，往公园亦步亦趋，比一比谁走得快。率先到达为赢者，挑个草坪铺上席子躺下数星星。

    夏日傍晚，随着炎热退去，马路上又会呈现一道挑水、抬水的风景线。那个年代，家庭用水都要到离家附近的水房去排队购买，有劳动力的大男人用扁担挑起两只盛满水的大木桶健步如飞，而缺乏劳力的只能两人合抬一桶水，晃悠悠地回家。水房其实是一间装有水龙头的简陋小屋，管理自来水家庭的其中一个儿子与我是小学同学，这位小男孩从小懂事勤快，经常代替父母管水卖水。每当我把两只小铁皮桶放到水龙头下，他随即把水龙头扭得很小，使出水速度慢下来，以放满整桶水。去年参加50周年小学同学会，与他得以相见，于是主动提起此事，我的一句感谢话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

    儿时甬城的马路，如今早已成为宽大时尚的街区，商铺林立，游人如织，车辆川流不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想象曾经夏日傍晚那质朴简单的生活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