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萍

    他和沙耆的关系，纯粹是友情和日久形成的亲人般的感情。他经常给画家送水果，送营养品。后来，因身体原因，沙耆很少外出，史美章就抽空到东钱湖各景点拍风景照供沙耆挑选。沙耆便对着照片进行创作。有一次史美章拍了一张钱湖晚霞的照片，沙耆看了又看，随即拿来画布，开始创作。经过画家的酝酿和艺术的渲染，但见霞光万道，微风中湖面泛着粼粼金光，岸边逆光下的亭子更显得轮廓分明，动和静、明与暗达到了和谐统一。对这张画，史美章爱不释手，沙耆就把画送给了他。

    还有一次，余仁良把沙耆刚画好的《雕塑“春”的变体》油画，送给史美章。“我看画面的人物，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没有收下。”史美章说。其实，这正是沙耆的“衰年变法”，画风集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为一体，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此画后来作了2001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挂历的封面。

    沙耆上海住院期间，史美章常去看望。2000年开始，史美章开始收集资料，想写写关于老友的回忆文章。他藏有六千多张沙耆的照片。而且，凡是跟沙耆有关的活动，他都参与。历次沙耆画展的邀请函、说明书，他都精心保存。著名越剧演员赵志刚到宁波排演以沙耆为原型的越剧《藜斋残梦》时，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而且往剧团跑了十多次。凡是跟沙耆有关的，他乐于陪精力甚至出钱，他把这当做一种思念的方式。

    2005年沙耆去世，之后的一年，史美章被查出患了肺癌，动了一次大手术，医生的嘱咐是要多休息，自此他停下了笔。身体恢复后，他总觉得还是应该为沙耆做些什么，为家乡做些什么。于是，他开始做一张“沙耆东钱湖风景作品分布图”，力求将沙耆笔下的东钱湖原型全部找到。后来，他想着编一本关于沙耆资料的文献。

    史美章的家里，最多的是沙耆的资料，分门别类，有好几大本。他放弃了其他的收藏爱好，专心致志做这件事。“沙耆是一个传奇，他是传奇的记录者”，有人这样评价他。支撑着他的，是友情，还有责任。

    史美章是2017年开通微信的。他的朋友圈，发的都是画家沙耆作品的图片和有关沙耆画展的活动信息。年届古稀的他，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整理、汇编关于沙耆的资料。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虔诚地做这件事，他说，沙耆是家乡的骄傲。而且，沙耆从一颗被厚厚的尘埃掩埋的珍珠到如今的重放光芒，他的画作从被冷落到今天的争相收藏，改革开放后艺术的繁荣和艺术观的开放，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史美章就听说了沙耆。沙耆曾是徐悲鸿早年最得意的弟子，在比利时获得过两枚“优秀美术金质奖章”，与世界油画大师毕加索同台举办过画展，后因精神疾病回国隐居。他在沙村养病，到处走，到处画。1981年，在儿子沙天行的安排下，他住到了东钱湖畔韩岭村学生余毅家中。史美章萌发了想结识他的愿望。

    1985年，鄞州籍国画家屠古虹来故乡举办画展。屠古虹计划到东钱湖写生，刚好由史美章作陪。无意间屠古虹说起他的同学沙耆，知道沙耆在韩岭后，非常兴奋，立即取消写生，去拜访沙耆。在余毅家客厅，两位阔别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老人紧紧拥抱。史美章第一次见到了沙耆。老人慈祥、亲切，他与屠古虹提及老师徐悲鸿时的那种深情，让史美章深为感动。

    史美章跟沙耆确实有缘。1988年1月，史美章从莫枝信用社调到韩岭信用社任主任。他和余毅的父亲余仁良（当时是韩岭居委会主任）开会经常碰到，很快就熟悉了。而且信用社离余家很近，史美章平时住单位，每星期都有一两个晚上去看望沙耆。他们成了忘年之交，无所不谈。后来，他一进门，沙耆就能听出他的脚步声。有时史美章出差，好些日子没去，沙耆就会非常记挂，见面则爆粗口笑骂（其实他对最亲密的朋友才这样）。这样相处了四年。后来，史美章调到另一个信用社工作，还是常到韩岭去看望沙耆。

    史美章对沙耆，那是敬仰中有怜惜。画家有稀世之才，但命运坎坷。晚年的沙耆一直思念着儿子、媳妇和孙子，也常提起前妻。他不认识人民币，不会用火柴、打火机，吃饭需要有人盛好放在他眼前，吸烟需要有人给他点上。唯画起画来心无旁骛，钱湖风光、猛虎、奔马、裸女，一挥而就。而且，他自信他的画价值不菲。可当时，他的画连两百元一张都卖不出去。他主动给一些年轻人画像，有些年轻人对这位“疯子公公”避之唯恐不及。画家金林观崇尚沙耆的艺术，曾拿出几千元钱买下他的一些画。

    史美章说自己不懂画。有几次沙耆和余仁良主动将画送给他，他觉得自己欣赏不了的，婉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