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秋玲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外地上学。十七八岁的女孩刚离家怎不想家？有时候想着想着就流泪。那时候。宿舍没电话，只有老师办公室有电话；家里没电话，只有爸妈单位有电话，而爸妈单位的电话在门卫或领导办公室。我总不能跑到老师办公室让爸妈单位领导或门卫叫我爸妈来听电话，说一句“我想家想得哭了”吧？不怕把爸妈吓坏了？或许还会被他们的同事笑话呢！那时还有一种快速的联系方法，就是发电报。电报要到邮电局去发，每封电报以字数论钱。如果我给家里发一封电报说“我想家想得哭了”，说不定爸妈会星夜赶来，看看他们的女儿究竟出啥事啦，或者受了天大的苦呢！

    所以，对我们这批学生来说，与家里最好的联系方式还是写信：每封八分钱，可以写上好几页，当然，里面常常“点点是离人泪”，浸泡着一个小姑娘浓浓的想家思乡情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已经工作了，每天可以见到家人，不再想家思乡了，但总有事情要向外地外单位联系。那时单位里的电话机是几个科室拼一个，而且话机通常是圆盘拨号式的，不能打外地电话，打外地电话要到邮局去打，很麻烦。八十年代中后期向外地打电话可以用程控电话了，程控电话话机是按键式的，有锁，钥匙一般在领导手中。如果你有工作上的事可以向领导要钥匙开锁，私事一般不会去打。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电话向市民“有条件”地开放了。所谓条件，一是要交三千到五千的初装费——在那时，三千元是一笔大数字啊，普通职工一个月工资才五十几元；二是要开后门托关系排队，排到了，才可以给你装。

    那时，还有一种便携式的电话，叫“大哥大”，厚重得像一块砖头。买一个，一万多元，通常是有钱的人才有，是身份显赫的象征。有时候，马路上看到有人对着“大砖头”大喊大叫地说着事，唯恐人家没看到他在用“大哥大”，得瑟得很。

    一九九五年，我家有了三件喜事：一是我应聘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了，涨薪许多；二是我们搬了新房子，住上了崭新的楼房；第三件就是家里装了程控电话。让全家人着实开心了一把：我可以随时和爸妈、朋友打电话了，有急事也不用跑来跑去了——电话比腿快！不是有句熟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啊，我在这一年都得到了，这是多么幸福的日子！

    当时，还有一种模拟电话，叫“BB”机。其实它是一个“叫人机”，如果有人有事找你，可以拨你的BB机号，BB机会显示来电号码，你便可以就近找个电话回拨过去，所以它又叫寻呼机。寻呼机除了来电显示，也可以有一两句简短的附言，看到了也可以不回电话了，比如说，今晚不来吃饭了，孩子我已经接回来，等等。最常用这类寻呼机的人是那些“跑外勤”的人，他们通常不在固定电话旁边。

    相对于固定电话，本世纪初，移动电话就是手机快速普及。一开始，是那种笨重的机子，只能用于接打电话，发发短信。我先生就有一个诺基亚，结实得可以用来敲核桃。后来我也有了一个，比他多了一个紧急呼叫键，类似于现在的老人机的样子。

    2014年，孩子还在外地上学，他来电话要我把家里的户口本拍照发给他，急用。我找出照相机拍了照片，可不知道如何传给他。急中生智，我叫来了住附近的孩子朋友。小伙子马上用手机拍了照片，传给我孩子，只用了几分钟时间，我才知道这小伙子和我孩子是互加微信的。孩子放假回来我立马换了智能机，并让他教我用微信。

    2014年，我的104岁的外婆走了。隔一年，我突发灵感：把我外婆的子孙们用微信组成一个兄弟姐妹群，以延续这份亲情，抱团取暖。我的外婆生了十二个孩子，成年的有十个，她的孙辈及伴侣有几十个，因为分布在国内外及市内外，平时不大联系。我花了很大的工夫一个个把大家找来。群建立起来，一大帮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家人聚在一起吃了饭，聊了天，合了影，又互留了联系方式，其乐融融。从此，这些异姓兄弟姐妹们可以在群里说说事业学业，聊聊家长里短，分享喜悦快乐，商讨大事小事。

    2015年8月，我爸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术后，我和他的手术医师互加了微信。2016年冬，我爸突发心脏不适，送急诊后，做了一大堆检查。拿到检查报告单的第一时间，我把所有的报告单拍下来用微信传给出差在外的手术医师，由于医师对我爸病情很熟悉，很快将医疗方案传了过来，让急诊医师执行，老爸的心脏很快舒服了，我也放下了紧悬的心。

    2016年春天，81890月湖老年网总版主、一个极有爱心又勤勉的志愿者病重，我们这些志愿者在微信上发起了为她募捐活动。短短几天，应者如云，浓浓的人间真爱涌向这位病重的志愿者，看不见的通讯线传递着看得见的温暖，帮助她与病魔作斗争。

    回眸四十年的通讯路，从一情难诉到万里视频，我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古人有千里眼、顺风耳的美好愿景，今天远隔万里的人通过微信即时面对面聊天，不正是这美好愿景的现实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