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雁

    对小学生活的追忆，很多时候都是碎片化的。在我的心中，小学的学习生活是最轻松的，它是自己15年学习生涯的开始，也是人生之路的起点。

    我出生在鄞州东钱湖一个不到200户人口的小山村,读小学的年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小学一至二年级是在自己村里的小学读的。学校由以前村口的几间大队房子里腾出一大一小两间转换而成。大的是教室，小的是老师的办公室。整个学校就只有一个女老师，她一个人同时教两个年级的所有课程。学生就本村一年级和三年级两个年级10多个孩子。我就在这样一间教室、一个老师和一群孩子组成的“学堂”里，完成了入门的教育。

    记得一年级开学就发了3本书，《语文》、《数学》和《思想品德》。老师另外还教美术与音乐，这也是女老师的专长。体育课就是自己玩耍，最多的项目就是跳橡皮筋，一方面因为女老师自己喜欢，另一方面很容易组织活动。而且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在同一个教室上课，老师轮流给一年级和三年级上课，所以三年级读的课文我们一年级都会背了，有些人比三年级学生背得还要好。

    印象最深的还是老师的那间办公室。老师在窗户的玻璃上贴了张纸，阻挡了我们的视线，而这里面的东西对我们有着无限的吸引力。开学时的新书都放在里面，那些新课本就是当时最为珍贵的东西。每到期末，老师会在里面出试卷、印试卷。我们那时的考卷是老师自己用铁笔在蜡纸上手写，然后再用油墨一刷，印出来的。试卷印好了，老师会保存起来，第二天给我们考试。考完不久成绩也就出来了。期末发成绩单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如果能被评上“三好学生”，还有日记本等奖品，足以胜过任何的奖励。

    到了三年级，村校被撤掉了，我就到韩岭乡中心小学去读书，称为“乡校”。那里的孩子一下子多了很多，一到六年级都有，同学也都是来自周边的几个村庄。学校也大了很多，还有一个田径场，只是泥地的，下雨天不能用。

    学校跟家是两个村庄，相隔有3公里远。开始的时候都是自己走路上学，后来学会自行车了，就骑着28寸的自行车上下学，中途穿过铺满石子的公路。因为中午不能跑回家里吃饭了，早晨上学除了书包外，还带着一个网线袋，里面装着一个放大米的铝饭盒，那是中午饭。骑着自行车，铝饭盒会叮叮当当地敲在自行车龙头上，有时大米还会掉出来。一到学校我就把饭盒放在学校食堂里，专门有人给我们蒸。中午蒸熟了的饭盒像座山似的被放在灶上。然后把饭盒拿到教室里吃，带的菜经常是我妈早上给我煎的荷包蛋。这种场景现在的孩子是无法想象的。

    生活虽然艰苦，但学习压力远没有如今的孩子来得大。那时的父母远没有现在社会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那种急切，根本就不管我们的学习。父母唯一经常叮嘱的就是“不好好读书，将来去放牛”。但我似乎对学习有着一种特殊的热情，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完成作业，成绩自然也不错。

    很多老师的名字虽然渐渐淡忘，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依旧清晰，有几个还铭记在心。语文老师“周老师”是教导主任，一直教我们到毕业。数学老师胖胖的，姓“金”，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胖金”，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上数学课从来不用数学书，每次总是拿两块密密麻麻写满字的小黑板挂在黑板上。现在看来，他的水平真的是十分的高。据说他是知青自学成才的，也不是正规的师范毕业。

    农村小学没有兴趣班、特长班，更别说家教了，但有劳动课。学校旁边有条小溪流过，我们的班主任“胖金”在小溪边找了一块地，带我们这帮孩子去种毛豆。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跟我们说，毛豆是最好种的作物，洒下种子就啥也不管了，就等收获。事实也是如此，毛豆厌氧不需要施肥。我们种的毛豆，总能收获很多，采摘毛豆比种毛豆更累人。日常的课外活动也十分原始，印象最深的是冬天的人挤人，老师担心天气太冷，就会组织一帮孩子在教室里人挤人，被挤出的孩子就算输了，要重新排队，坚持到底的就是赢家。这样挤挤也是运动身体，给身体增加点热量，但如果是现在，因为安全因素我想是没有老师敢组织的。

    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除了语文、数学外，还有一门自然加乡土教材，就是专门考农村知识的，好像有沼气等知识。我考出了全乡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被推荐到了隔壁区的横溪正始中学去读初中，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跨区域入学。

    上世纪90年代经过“撤区扩镇并乡”行政区划的调整，钱湖区跟韩岭乡被撤销，乡校如今也变成了一个村校。现在每每路过，总会浮现儿时的记忆，无论严寒酷暑或是刮风下雨，上学是自己最重要的事情，老师的话是最重要的话。读书给我的人生开阔了视野，引领着我一步一步地走向更为宽广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