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学杰

    《鲁迅选集·散文 散文诗 诗 书信》为林贤治评注《鲁迅选集》系列之一，选自《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篇》《南腔北调集》《花边文学》《野草》等，主要有鲁迅的杂文、散文诗、古体诗、书信。鲁迅的杂文、散文自不待言，就是古体诗也颇有气势，虽然他自己也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不过，我似乎更喜欢鲁迅的书信。

    鲁迅在1933年1月9日写给王志之的信中说：“文学家容易变化，信里的话是不大可靠的。”

    这话倒是不假，文学家有时可能也说一些假话。

    宋人李廷彦写了一首诗呈给上官，诗中写道：“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上官看后很是神伤，感叹道：“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李廷彦忙恭敬地解释：“实无此事，但图属对亲切耳。”

    我读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郁达夫的书信，就颇不以为然。一九一七郁达夫在日本写给孙荃的第一封信中说：“举头见新月如眉，斜挂于碧天云影中，蟋蟀一鸣，万籁俱寂，西望故园，觉怀乡情切，不能暂耐，俯首凭栏，竟泫然泪落矣。”多么好的文采呀，有读者读之感到好暖。“予自去国迄今，五易寒暑，其中得失悲欢事颇多：祖母病报至不泣；侄儿死耗至不泣；去年因微事与曼兄争，曼兄绝交书至亦不泣；今日之泣，尽为汝也，然则汝亦可以自慰矣！”如此排山倒海的比较，自然是要突出自己与结发之妻的感情深切了。可是，读之，感动之余，我又疑问了，既然爱情如此之深，又何至于后来抛妻弃子呢？

    鲁迅是一向力图说真话的，加之自己对写信又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的信写得相当实在。

    鲁迅多次表示自己指导不了别人。比如他在致李秉中的信中说：“‘指导青年’的话，那是报馆替我登的广告。其实呢，我自己尚且寻不着头路，怎么指导别人。”他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连我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全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的解释。”

    鲁迅说：“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而自己也觉得太过，做起事来或者正与所说的相反。人也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拼命就是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想不到鲁迅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够实在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个人若很有余力，当然可以多做善事，帮助更多的人，为社会造福。倘若自己都捉襟见肘，那只能量力而行了。鲁迅是遭遇过很多反目成仇的，但到头来，他也只能如此，要不怎么办呢？只能感受着生命的残酷，还需相信善良。鲁迅又不忘提醒友人提防坏人。“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致章廷谦/1927年7月17日》）愤世的时候，他甚至主张只要不损人不利己就好。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言：“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的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

    实实在在，不扭捏，不抒情，不唱高调，不自欺欺人，这样的文字，读来可亲可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