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长青

    当人们记住乡愁的时候，我还想记住父愁。

    这样的想法缘起于初中时期。我的童年在皖西南一个小山村度过，有一位堂爷爷念过私塾，同辈中文化最高。他的大儿子在北京部队提了干，对他们父子，我们十分尊敬甚而崇拜。有一年，堂叔探亲回家，没住几天，突然一天傍晚父亲追打儿子，堂叔在村子里躲跑。事后听说，其实并无大事，家中生活琐事使父亲觉得儿子回报不及期望那样。眼前发生的事，对于涉世不深的我一时接受不了，心底便产生了一个问号：“将来我们父子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担心的事不期而至。我和父亲间发生了许多事，至今历历在目。

    父亲出身贫寒，幼年丧父，没有上过学，兄弟仨排行老大，十二岁时借人一件衬衣去拜师学理发。他为人积极上进，勤劳肯干，是村里首批入党的骨干。因为自己的成长背景与“望子成龙”理念的交织作用，父亲对我这个长子期望高，要求严。还未到龄就送我去大队小学读书，到三年级时把我转到镇中心小学，让我去“闯大点胆”。初中毕业，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高中。我是村里头一个高中毕业生，被选为“民办教师”、大队团支部书记，父亲对母亲说：“这下一炮打响了。”

    我参军入伍，父亲大力支持。离家时他对我说：“争取提干，不行回来‘工农兵’上大学。”不负父望，三年不到我提了干。

    机关热心的领导为我介绍对象，就是我现在的爱人。经过一段时间交往，双方觉得合适。致信父母汇报，父亲回信：“希望在老家镇上或县城找，好经常看到，照顾家里也方便。”但我不愿意，为此父亲心里打了个“结”。达到当年“晚婚”的要求后，我们打算“5.1”结婚。父亲肺结核病复发了。“对象”闻讯后二话不说，推迟结婚，全力以赴给父亲治病。半年后父亲病情好转。

    春节前，我请了探亲假，带已有身孕的爱人回老家。本想以父母和弟妹团聚之乐，来弥补他们“婚礼”缺席之憾，但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晚饭后，爱人先去休息了，全家人围坐在厨房做过年的糍粑。父亲突然向我诉说生病之苦，说把我养大读书不易，回家过年为什么不给他钱，越说越激动，乃至捶胸顿足，以脑撞我，任凭我怎么安慰道歉也难以平息。这一夜我失眠了，一向积极乐观、吃苦不言苦的我，第一次陷入了人生的苦恼之中。眼前浮现当年堂爷叔父子追打的情景，心想也许这是小山村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难以消散的氛围吧，这里的“父亲”们代代传承着“望子成龙”和“养儿防老”的陈旧理念，把毕生希望寄托在儿子特别是长子身上，期盼有好的回报，一旦预期不达，则父子感情“跳闸”。

    此后的若干年，我既想又怕回家探亲。我儿子还小的那几年，我和妻子没有回家，有老乡探亲就让他们代为看望父母和弟妹们，父亲每次都要在他们那里诉说苦衷，带回给我的多是负面消息。就这样，我们几十年的父子间，有顺有逆，亦喜亦忧，磕磕碰碰。他是那样的重视栽培我，又是那样的责备苛求我；是那样“高兴着”我的成长进步，又是那样狭隘地抱有期待。

    2007年早春的一个清晨5点多，大妹夫来电，说父亲昨晚突发脑溢血，连夜被送到县医院。我和爱人火速起床，开车赶回。我们日夜轮流陪护，半个多月里把医院库存的胎盘球蛋白用完了，父亲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却留下了严重后遗症。时隔四年旧病复发，父亲的生命永远定格在79岁。父亲走时不能言语，没有留下什么话，然而几十年间的许多话许多事，我都铭记于心中。我记住的是父德、父恩、父情，是一个活生生的个性鲜明的父亲，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父亲。这些我概称为父愁。

    记住父愁，不仅仅在于缅怀，而更在于警示和借鉴。有人说，遗传往往把缺陷也传给后代。唯恐如此，从身为人父的那一刻起，父愁便警示着我努力构造新型的父子关系。我和爱人商量对儿子坚持三条原则：学习成长多鼓励少批评；自己的路自己走，多说OK少说NO；成家立业多帮扶少添忧。我对儿子说：“我们就是站在路边为你鼓掌的人。”令人欣慰的是，儿子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清华硕士毕业后，又以全额奖学金赴美读航空航天博士学位。这些年儿子多次对我们说：“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我真的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