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柳汀街上的“瀛洲接武”坊

明钦差督抚都御史苏茂相在镇海立“海天清晏”碑。

    近日，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工作人员在整理海防资料时，发现了一篇《中丞公抚浙去思碑》的碑文。该文收集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淄川高氏族谱》中。从碑文中，不仅可以看到明朝的一位好官员——浙江巡抚高举在宁波勤政为民的事迹，同时反映了明代镇海的特殊国防地位。“抚浙而效功不独浙也，六幕并受之；抚明州而效功不独明州也，两浙并受之”，当时，浙江巡抚驻镇海，就是为了保卫江南“粮仓”，事关国家的安危。

    甘士价和高举两任巡抚

    一起建造了“瀛洲接武”坊

    中丞，是明代对“巡抚”一职的雅称；去思碑，即“德政碑”，碑志的一种，旧时官吏离任时，地方士绅颂扬其“德政”，著文勒碑，表示去后留思之意。

    收集在《淄川高氏族谱》中的《中丞公抚浙去思碑》碑文，记载的是明代万历年间浙江巡抚高举的事迹，作者是鄞县人吴礼嘉。

    宁波人对高举并不陌生，他是“瀛洲接武”坊的建造者。“瀛洲接武”坊是宁波城区内现存的唯一一座明代石牌坊，至今仍屹立在柳汀街上，位于关帝庙、居士林和贺秘监祠的南侧。牌坊右上侧刻有“钦差提督军务巡抚浙江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甘士价、高举”，甘士价和高举便是前后两任浙江巡抚的名字。

    当时为什么要立这块牌坊呢？是这样的：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陆世科、李康先等17位宁波籍学子同时考中举人，在宁波城内引起不小的轰动。时任浙江巡抚甘士价为预祝这17位举人今后能像唐代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学士”那样得到朝廷的重用，打算为他们建造一座三间四柱的“瀛洲接武”坊。不过，根据《明神宗实录》记载，甘士价于万历三十六年五月离职，在他的任期中并没有建成这一牌坊。直到万历三十九（1611年）年，高举在任的时候，以甘士价和他两人的名义建造了“瀛洲接武”坊。

    为何明朝的浙江最高军政长官巡抚会跑到宁波来建牌坊呢？因为明朝的浙江巡抚是杭州、镇海（明时称“定海”）两驻。明朝原本采取三司制，但三权不统摄极不利于应付地方上出现的重大突发事件，因此中央派遣官员协调地方三司、统一事权就势在必行，这就出现了巡抚。明朝中期开始，都察院钦差都御史到地方出任巡抚逐渐成为定制。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以来，浙江巡抚成为定设官员，形成了战时、汛期驻镇海，汛毕驻杭州的惯例。“巡抚浙江”是指巡抚可以节制地方三司；“提督军务”是指巡抚可以管军权，以文制武，节制武职钦差总兵官。

    到清代，据乾隆《镇海县志》记载，浙江巡抚府位于镇海县东，今鼓韵花苑小区的位置。衙门前有表明巡抚职权的“文武总宪”坊和表明巡抚志向的“江海澄清”坊。

    镇海在明代是东南第一国防要地

    城市地位一度高于宁波和杭州

    万历后期，倭寇频频骚扰我东南沿海，浙江防倭形势再次严峻起来。高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浙江巡抚的。

    由于海防形势严峻，巡抚驻地必定以镇海为主。据《中丞公抚浙去思碑》碑文记载，高举在五年任期内修缮沿海各城、核查粮库储备，并多次击败倭寇。就在建造“瀛洲接武”坊的万历三十九年，“夷薄东殴（瓯），尽获厥丑，无片帆得还者”，就是说，倭寇逼近温州沿海，在高举的部署下，明军把来犯的倭寇全部抓获，没有一只小船能够得以逃脱。高举不仅能够指挥战斗，他还兴修水利、救济饥贫，使粮食充裕，并可支援京师和北部边关重镇。

    从这篇高度赞扬高举的碑文中，今人也可以看出镇海在明代具有特殊的国防地位。嘉靖帝认为“浙江天下首省”，不仅因为浙江是主要的税赋地，而且，镇海是遣明使的登陆地，在镇海曾设有管辖沿海六省海防的浙直总兵。第三任总兵卢镗曾在招宝山题有碑文“六国来王处、平倭第一关”。

    《中丞公抚浙去思碑》文中，作者吴礼嘉也把濒海之节镇（镇海）与西北九塞之节镇并称，他认为，如果国家粮赋所在的濒海之节镇（镇海）不保，两浙的粮食就无法供应给西北九塞之节镇，燕蓟（京师）的安全就无法保证，“故抚浙而效功不独浙也，六幕并受之；抚明州而效功不独明州也，两浙并受之”。高举巡抚宁波（镇海）的功劳就是保卫江南大地，就是保卫整个国家。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由于镇海是东南第一国防要地，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明朝正式确定镇海为浙江巡抚唯一驻地。彼时，浙江最高文武官员巡抚和总兵只驻镇海城，其地位已在宁波城、杭州城之上，在东南诸城的重要性仅次于南京应天府了。通讯员 扈智超 记者 俞素梅 文

    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