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长青

    我们每个人都要度过很多“大年初一”，今天来说说我的“大年初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大别山麓安徽农村。家中有奶奶、外婆、父母和六个弟妹共11口人，兄弟姐妹7人中我排列老大。初中毕业时，我参加升学考试，以总分第一名考上了当地著名的高中“花凉中学”。

    那时农村以家庭劳力出工记工分，年终按人口平均决算“余款户”或“缺款户”，“缺款户”则扣分粮食。我家出工劳力只有父母，人口多，而父亲因患肺结核病不能出全勤做工分。我家连续两年成“缺款户”，全家人两个冬天都只能喝“芥麦地瓜糊”。

    迫于家庭生活负担，父亲无奈想让我辍学，回家帮他支撑家庭重担。打算让我学一门手艺，或兽医，或泥瓦匠，师傅也联系好了。学校老师则鼓励我继续上学，说放弃读高中太可惜，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还是优秀学生干部。

    第一次面临人生抉择，怎么办？我几次独自到屋后山梁上来回走着，想着。老师的期望、自己升学读书的渴望，战胜了父亲的无奈。我决心鼓起勇气向父亲请愿。当年升学招生是在春季。大年三十年夜饭后，弟妹们都去睡觉了，我陪父亲“守岁”，于是当面向他表达了上高中的愿望，并谈了自己的打算：利用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回队里做工分，争取负责连自己在内三口人的工分，以使家里摆脱“缺款户”的困境。父亲被我的决心所打动，点了点头。当晚我睡了一个好觉，做了一场梦，梦见上高中报到的场景。

    梦醒来已是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兴奋地迅速起床，穿衣走出家门，按昨晚睡前想好的方案，挑起粪箕往村子后山走去，捡猪狗粪。大年初一人们都在过年，我可以捡到比往常多很多的猪狗粪，给生产队后可以赚取工分。因此，我高兴至极。

    我忘我地边捡边走，不经意来到了邻村村口。突听一阵清脆的女声喊我的名字。我吃惊地停下脚步，定睛一看，居然是低一年级的同学，也是我一位老师的女儿。顿时我感到全身的血液往头上涌，无地自容，一时间答不上话来。同学见状忙叫老师招呼我到家里休息一会，老师用“吃得苦中苦，方得甜中甜”的话语温暖我。带着老师的鞭策，我从失尊中转过神来，继续往其他村子走去。一个早上的收获颇丰，可以赚到成人一天出勤的工分。后来女同学与我同班同学在北京结为夫妻。时隔多年，我带着妻儿到北京登门拜访，还谈及那个难忘的“大年初一”，女同学连声说“你真不容易，很励志！”

    这个“大年初一”过后，高中期间每个周末和寒暑假我都全勤出工，基本工分为每天7分。插秧、耘草等体力加技术活能与成人一样干的记10分。队屋轮流看守，每晚记工2分。别人轮流我坐庄。被子各自带一床合睡。冬天有的人家孩子尿床被子没干，我也顶着湿冷臭气忍着睡。坚持这样，终于兑现了对父亲的承诺，我们家扭“缺”为盈，全家人冬天不用喝糊了。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我十分珍惜，完成了高中学业，所有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还担任“班主席”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

    那个“大年初一”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得以高中毕业，由此铺就了未来之路。那时大学招生尚未恢复。高中毕业回乡我被选为“民办教师”、大队团支部书记。入伍到部队先后担任“文书”、“书记”、“报道员”，并很快入党提干。后来，通过部队推荐干部考试上了地方全日制大学，圆了“大学梦”。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如今孩子们的“大年初一”可谓丰富精彩。长辈们发“红包”那是“必须的”，父母带着“过年游”蔚成风气，有的还到北大清华著名高校开眼界甚至出国游学。即便是山区的“留守儿童”也是“小候鸟”一般过年到城里与打工的父母团聚，逛超市、参观“海洋世界”“儿童乐园”。年青一代生逢盛世，幸福可嘉。回首我的“大年初一”，它助我迈出了人生奋斗的第一步，至今留给我的并非困苦的记忆，而是满满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