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羽

    一般中国读者对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哀的了解，也许仅停留在他的代表作《伪君子》与《悭吝人》上。记性好一些的读者还知道，《悭吝人》中有个嗜钱如命的家伙叫“阿巴贡”，是西方文学史上，能和莎翁笔下的夏洛克、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比肩的经典“吝啬鬼”形象。然而真正的莫里哀，笔下杰作众多，远不止上述两部。他本人也绝非端坐在文学圣坛上的标签人物，而是一位从民间流浪艺人成长起来的、超越时代的戏剧大师。这一点是我在读完了《莫里哀和他的喜剧》一书后，最直接的感受。

    “莫里哀”三字是艺名，大师原名叫“让·巴蒂斯特·波克兰”，出生于一个毛毯商人之家。望子成龙的父亲在儿子十三岁那年，将他送进巴黎的一所著名贵族学校，学习包括哲学、历史、法学、算数、神学、拉丁文、希腊文在内的各门学科，还让他在奥尔良大学攻读法律，希望他即便不肯子承父业，起码也能做个体面的律师。可莫里哀一心只想当演员。大学毕业后，他执意加入了流浪剧团，去外省开始了跑码头的演艺生涯。关于莫里哀离开巴黎后那十三年流浪艺人的生活，现在留下的资料不多，只知1645年至1658年间，是他真正深入底层，了解法国、了解社会的时期。当时，他演了很多法国早期闹剧和意大利的假面喜剧。尽管这些戏剧属于没有剧本、全靠演员根据情节框架自由发挥的幕表戏，但却为莫里哀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一个演员怎么会想起写剧本的呢？因为当剧团返回巴黎后，光靠演老剧是无法谋生的。而有着大学学历的莫里哀在十七世纪，绝对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于是他大胆提笔，陆续写出了《可笑的女才子》、《太太学堂》、《达尔杜佛》、《堂·璜》等佳作。他的喜剧，从形式到内容，都和传统的法国五幕诗体喜剧有很大不同，他的作品并不单纯供人取乐，而是以笑为手段，表现严肃主题。譬如女性地位、婚姻自由、家庭关系、阶级隔阂，甚至一般剧作家不敢触及的宗教问题。要知道，在莫里哀之前，还没有剧作家将这样的主题思想引进插科打诨的闹剧、喜剧当中，他的创作提高了作品的思想品味和社会价值。难怪我国著名戏剧家李健吾先生说莫里哀的喜剧是“近代社会问题剧的开端”，在法国和欧洲的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莫里哀不是一个只要操心剧本就可万事大吉的剧作家，他在剧团中是一根顶梁柱，除了担任编剧外，还是演员、导演、艺术总监、舞台监督，甚至要凭借不俗的交际能力，去对外联系演出时间、场地，和人不断沟通、商洽，来为剧团成员争取最大利益。可见，莫里哀是个全才型的戏剧人，且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舞台。临终三个小时前，他还在红氍毹上为大众表演。这，让人由衷钦佩。旧时代里当艺人，哪怕是一个被热衷于观剧的“太阳王”路易十四青睐的艺人，也不容易。确实，很长一段时间里，莫里哀经常带团去卢浮宫演出，国王很欣赏他。特别是当他那部讽刺宗教权贵的《达尔杜弗》引起轩然大波，他遭到同行对手和主教神父们口诛笔伐时，是路易十四的鼎力相助，使他化险为夷。但国王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用王权压制与教权。莫里哀当然明白，权贵们的青眼可能转瞬即逝，自己真正应该赢取的，是最广大观众的喜爱，只有他们才是喜剧艺术的“源头活水”和坚强后盾。也只有那些承受过生活悲苦的底层百姓，才能深刻理解《丈夫学堂》、《吝啬鬼》、《女学者》等作品包含的讽刺意味和批判力度，发现那些深埋于喜剧背后的悲剧元素。

    莫里哀专注于创作揭露封建贵族的愚蠢、狂妄，资产阶级的虚伪、恶劣的作品；同时，也很重视提高剧团演员的表演水平，要求他们能演出“这个世纪的人性”。他一方面遵守古典“三一律”写剧本，另一方面远比高乃依等前辈剧作家更讲求“创作自由”，即：不墨守陈规，把“遵循生活的真实”当作自己的最高艺术准则。事实上，莫里哀后期的一些作品的结构已相当复杂。像他根据古希腊神话改编而来的《昂分垂永》，里面就安排了两对真假相混的人物，大大增强了喜剧效果。整部戏剧在互为镜像的角色形象和性格反差中，尤显妙趣横生。还有他的绝唱之作《没病找病》，共十一场，三个小插曲，剧情包括主人公阿尔冈女儿的婚事，阿尔冈的求病问药及他给续弦夫人立遗嘱三件事。三件事各自承担了线索情节、重点情节、辅助情节的任务，最终融为一出精彩的讽刺喜剧。

    《莫里哀和他的喜剧》像是人物传记，又不是人物传记。书中除了介绍人物生平之外，重点解剖分析了莫里哀的戏剧作品和渗透期间的戏剧理念，对一些剧作所传递出来的戏剧精神也有深入的阐释。所以该书中的不少内容，即便对于今天从事舞台艺术研究或表演的人士来说，也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

    （《莫里哀和他的喜剧》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