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波

    搬家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沓沓32开和其他更小尺寸的泛黄的硬纸板，这于我十分眼熟，一下把我的思绪拉回了三四十年前。

    那时父亲担任鄞县（鄞州区前身）图书馆馆长，这是他组织馆员为图书馆的图书“穿戴盔甲”用的。即使从收废品的角度看，这些硬纸板也值不了什么，但正是它们，让我们这一辈人见证了宁波图书馆事业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常有“南下干部”的称谓，而父亲却是个“北上干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进步教师哥哥的引导下，家在广西的父亲报考了“四野”所属的军政学校。家乡观念极重的他，惜别母亲和兄妹，踏上了军旅生涯。1950年夏天，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部队正准备北上赴朝鲜战场。到宁波时，为反击国民党军队空袭骚扰，他所在部队奉命驻守宁波，成为我军海军航空兵的雏形。直到1965年父亲转业，宁波成了他第二故乡。也许是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他转业后被分配到宁波文化系统，先是在鄞县文化馆工作，1989年鄞县图书馆从文化馆独立出来，老爸就这样弃武从文，后半生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的鄞县图书馆在彩虹桥巷，是从鄞县文化馆扩建出来的一幢小楼。我每次去时，发现图书馆的管理员们除了接待读者外，经常很专注地在做一件事，就是给每本图书加“外套”。方法基本参照线装书装订法：先是根据每本图书的大小尺寸，“量身定做”裁出两块硬纸板，分别覆盖住书的封面和封底，再在书的边缘钻上若干个小孔，然后用缝被子针穿上粗线缝制，把硬纸板固定在图书外，其功效恰如现今的硬面精装书。

    起先我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麻烦的事，后来从馆员阿姨那里得知，这完全是作为馆长的父亲给他们的“额外任务”。父亲上任后，发现老的图书破损较多。出于对图书的爱惜，也是顾念购书经费不多，且来之不易，他总见不得图书受污破损。正好我妈当时在瓦楞纸盒厂上班，厂里经常会有些硬纸板的边角料产生。于是，以图书为媒，使两个毫不相干的单位关联起来。应父亲要求，我妈经常会拿些硬纸板边角料回来，供父亲拿去为图书包装。有时，他干脆把书拿些回家，让拥有缝被子巧手的我妈也义务参加这一劳作，第二天又不嫌沉重地把书搬回图书馆。

    其实，父亲这样做我并不感到突兀，他对于图书的爱惜我早有领教。作为馆长的儿子去图书馆，唯一的特权是我可以借看我爸的名义，进入图书室直接从书架上挑书（当时图书馆还是以窗口借阅为主）。看到这么多眼花缭乱的好书，经不起诱惑的我总想一次多借几本，每每提出这种“非分”要求时，我总发现父亲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至少是在这时候，让我感觉到他是爱图书胜过爱孩子的。

    我想这种为图书加固的做法，一方面体现了图书馆创业者的良苦用心，同时也说明当时图书馆的规模和藏书量很小。即便是当时在药行街的宁波市图书馆，经过动乱年代，馆藏图书也不到2万册。而如今，不但鄞州区图书馆的藏书已达到120多万册，新建的宁波市图书馆纸质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60多万册。另一个反差是，如今图书的封皮大都是塑封印刷，我国图书印制技术的发展也是今非昔比，父辈们做过的事恰恰反衬出国家和时代的巨大进步。

    父亲健在时，常常以鄞州区图书馆新馆为荣。但凡广西老家来人时，他总要把它作为一个必去的景点陪客人去参观。但父亲终究没能看到2018年年底宁波市图书馆的新馆落成开放，3万多平方米的馆舍和数百万的藏书，加之秀美的建筑、先进的内部布局和功能，足以对得起宁波“书藏古今”这句城市口号。阿根廷作家，也是一生从事图书馆事业的博尔赫斯有句名言：“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样子。”我常想，父亲作为一名图书馆忠实的工作者，他一定在天堂里继续着他所热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