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与老式座钟一起，被摆放在卧室里高高的红漆油亮的五斗橱上，安静而又富有贵族气质。可是它们被打开的机会明显少了，父母对家中仅有的高端家电更加爱惜。以前有段时间人们结婚必备的几大件是“三转一响，带咔嚓”， “三转”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一响”是收音机，“咔嚓”是照相机，这样的结婚装备，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无法理解。

    后来，等有了孩子，我们家也买过一只可以手提的收录一体机，可以录音，可以放磁带，也可以收听调频节目。我们大人放磁带听港台歌曲、校园民谣，比听收音机受电台节目编排的约束更自由、自主。而与我一样痴迷评书联播的儿子则再不必像我儿时听收音机节目那样，在“且听下回分解”的落寞中苦苦等待下一期的到来。每次去新华书店，除了买书，我必买评书磁带，单《三国演义》就集满了一个柜子，我那时尚未识字的调皮儿子开始异常安静地沉醉在评书故事中，搭积木时听，吃饭时听，只要待在家里，他走哪都把收录机放在身边。于是，我们家就成了一个评书剧场，袁阔成先生略带沙哑的声音注满整个房间，而沉浸在三国忠义中的听众只有我们三个。

    现在，我也收听广播节目，不过是在手机里，在车载影音娱乐系统里。我上网看了下，网店里也依然在卖半导体收音机，大多是给老人用的，价格很亲民。我也在公园里见过不少散步的老人把玩着收音机，听听音乐，听听戏剧，听听新闻，或行或止，非常惬意。

    一阵风过，收音机特有的沙沙的声响依稀渺茫飘入耳际，如同眼前的迷离烟景，把我带回简单又丰富的过往。

    □王红元

    1976年，我被我们村子里第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收去了魂魄。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只成人可一手握、孩子需双手捧的银灰色收音机，为我开启了一个认识世界、丰盈自我的新途径。

    除了父亲工作之余收听农技专业的栏目，余下的时间，它只属于我。我摩挲着它，轻轻转动凝重而不失顺滑的调台旋钮，吱吱啦啦，“小喇叭”就开始广播了。直至几年后它被我奶奶失手砸坏时，它的每一寸肌肤都已被我打磨得光滑无比。白天我会安安静静地占据一个角落，或把它放在膝头，或抱在怀里；晚上，我就把它放在枕边，紧靠着我的耳朵。有了半导体的咿咿呀呀，生活中那些躲在各种事物背后的人，就齐整整地走到我跟前，让我看清他们的眉目形容。

    我开始热爱在灶下烧火，曾经闷热、无聊、拘人身形的烧火工作，因为一只小小收音机的加入而变得活色生香。与灶间一墙之隔的弄堂里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和人们的对话声、嬉闹声，我家前屋和邻居家的广播里播放着新闻和各种文艺节目，那好听的宁波方言与普通话的节目曾经让我迷醉，召唤我加入外面的世界，而当我捧上那只半导体，开始自主选择我最爱的节目，我就坠入另一个更遥远又更切近的世界里，我如饥似渴地听歌曲、评书连播、相声及各类曲艺节目，还有各类电影录音剪辑。

    傍晚放学5点多，家家户户都在烧晚饭，而这正是评书联播时间。如果有一个少年，挽着一筐青草，急急穿行于夕阳下丰饶慵懒的田野，往家的方向飞奔，那一定是赶去听“牛皋大战于化龙，三斧子半现原形”的儿时的我。刘兰芳先生是我最喜欢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刚听她高亢、敞亮、抑扬有度、声情并茂的演播，我错觉她是一位器宇轩昂的男子，待七八年后家里有了电视，才知道刘先生是巾帼不让须眉，心下便更生钦佩之情。她演播的《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单田芳演播的《三侠五义》《隋唐演义》，田连元演播的《水浒传》《隋唐演义》，袁阔成演播的《三国演义》，哪一出不能满足一个纯真少年对历史人物的好奇？不能构建一个懵懂少年对这个世界最初的热爱？

    听收音机，其实我最喜欢的节目还是各类电影录音剪辑，尤其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作品。翻看上译120部经典作品目录，那些在静谧的夜晚穿空而来的《魂断蓝桥》《卡桑德拉大桥》《望乡》《萨拉热窝谋杀事件》《追捕》《简爱》的经典场景，经由邱岳峰、毕克、乔榛、丁建华、童自荣等大师的配音演绎，使我如临惝恍迷离的艺术殿堂。

    上世纪八十年代，邻居们逐渐添置了台式的收音机，红灯牌、春雷牌、上海牌，长方体蒙着白纱的收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