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伟

    近日阅读了钱穆撰写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感觉耳目一新又倍受震撼，颠覆了我一直以来对中国历史的一些认识。

    纵观整本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为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对传统文化之误解。”

    我的印象中，古代的皇帝往往是号令天下，生杀予夺。然而，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皇帝并不是完全一言九鼎，至少从制度安排上不是。比如唐代，中书、门下、尚书这三个部门负责各项政策发文，皇帝只有签字的权利。从这里看，中国其实很早就对皇权进行了限制。宰相是政府负责人，行政第一人。皇帝的权利是象征性的，宰相的责任相对较大。这跟1688年英国确立的君主立宪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句是：“由于制度的时地性，故而，制度不可能推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无弊。”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谏官制度的演变。在汉代，设有谏官专门来谏诤和讽刺皇帝的言行，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到了宋朝之后，谏官竭力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让宰相的主张均无法变现，强如王安石也毫无办法，导致变法失败。这让我想起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本来是为了监督执政党，相互掣肘，现在却成了为反对而反对，导致合力无法凝聚，政策无法推行。原来我们的古代也出现过类似的案例。钱穆认为，制度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非让现实适应制度，而是让制度来适应现实，这才是制度发展之道。

    第三句是：“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

    比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选拔体制的变迁。现在我们都对古代的考试科举制度侧眼相看，但钱穆认为，这在当时的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实现了很多贫民百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望。这相比同时期欧洲国家只能由贵族进入统治阶级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看完整本书，我觉得就像乘着时光机穿梭了近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