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碣拓片 章国庆提供

    日前，文史爱好者史宏向记者报料，他发现了保存在海曙区文物管理所的“亡儿厚建事略”碑碣，上面记载了东钱湖陶公山人史致芬欲攻城被李厚建杀退以及其后李厚建中计战死的经过，为宁波方志提供了一份史料。

    李厚建是谁？这块碑碣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这一切还得从碑碣的主人说起。

    这是一位老父亲对亡儿的悼念

    记者看到，这块碑碣分成两截，石质呈暗红色，采用宁波本地的梅园石制成，由于长期曝露在外，表面已经显得暗淡，除了个别文字脱落，其他一切完好；两截碑碣尺寸完全相同，长116厘米，宽68厘米，厚15厘米，重约200公斤，上面镌刻工整的楷书，每字约1.3厘米见方，密密麻麻，共计3300多个字。

    两截碑碣内容相连。第一截碑文为“亡儿厚建事略”，主要介绍李厚建的生平事迹。第二截碑文，主要介绍史致芬火烧演武厅、攻城和李厚建袭击陶公山身亡等相关情况。碑末书“咸丰九年己未十有一月中澣。伴石老人李维镛挥泪志，时年七十有一。同里陈景崧书丹，寿松镌铭”。可见碑文由李维镛亲撰，刻立于其子李厚建死后第二年。显然，这是作为父亲的李维镛对亡儿的悼念。

    碑文中所说的“亡儿”，就是镇压陶公山史致芬起义的主将李厚建。该碑碣刻成后，李维镛将其嵌在府第的墙壁上（即后来马衙街30号民宅前廊东壁上）。

    为什么会把碑刻放在李家宅子里？海曙区文管所李文国告诉记者：“李维镛晚年得子，老年丧子，自然悲痛万分。他还因此把自己的号改为‘伴石老人’，意为余生陪伴儿子。甚至，他去世后墓碑上用的名字是‘李伴石’而非‘李维镛’。”

    迄今发现唯一记载史致芬事件的实物

    据李文国介绍，2010年底，月湖西区马衙街一带动迁完毕，施工单位对该区域旧宅的门窗采取了封闭措施。李文国在马衙街30号周围巡查时，发现了这块碑碣，他立即向海曙区文管所汇报，并建议予以保护。海曙文管所迅速组织力量，将碑碣从墙壁中分离出来，并移置到文管所内。

    时任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章国庆闻讯后，十分重视，他来到海曙区文管所，对这块碑进行了拓碑。

    李文国告诉记者，待到该街区改造完成后，碑碣仍放回马衙街旧地，实行原址保护。

    马衙街位于天一阁南面，明末以来，不少官员和巨贾相继迁居于此，建造府第，如天官第、参政第、荣禄第、李尚书第等。

    清代，马衙街上住着李氏一族。该族人是行伍出身，据说其先祖李涵战功显赫，曾官拜大将军。此次发现的这块碑文在悼念李厚建的同时，也记载了当时宁波的一件大事。

    据史宏介绍，这是迄今发现唯一记载史致芬事件的实物。史致芬事件发生前的20余年间，鄞县境内先后遭遇英军入侵、民众起义反抗、东钱湖决堤，以及大旱、大雪、大风雨等自然灾害，富庶的东钱湖历经磨难。清咸丰八年（1858年）7月9日，陶公山渔民要求废除“贴水”陋规，遭衙门拒绝。所谓“贴水”，是指商号收购渔民捕获的鱼和农民收获的谷物时，只记账不付现金，如果将过账钱兑换现钱，须付10％～20％的“贴水”。“当时，渔民史致芬率数百入城请愿，还是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渔民们于是怒殴知府，然后在东钱湖后湾口觉济寺竖旗结寨。”李文国介绍说。

    情势紧急，当时的宁绍台道张春农匆匆赶到马衙街荣禄第，希望曾做过武将的李维镛能领兵“剿匪”，但李维镛没有答应。他的儿子李厚建主动请缨，被任命为鄞县团练练总。当年8月21日，李厚建率团勇袭击觉济寺，结果被活捉，后被处死，他的头被渔民悬挂在陶公山祠堂门口。

    曾担任鄞县知县、宁波知府、宁绍台道等职的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记载了该事件。记者 陈晓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