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晖

    小时候，爷爷出门去上海，给我捎过一个人造革书包，浅蓝色，有金属搭扣，包盖上面印着高楼、轮船，还有“上海”两字。那时，村子里别人家的孩子背的都是帆布书包，有些还是家里母亲或者祖母手工缝制的用旧衣服改制的布袋子。我第一天去上学，背的就是“上海”书包。

    虽然我跟我的同学们背的书包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沿着同一条路，去往同一所小学上学。一路上，我们或许还给同一条牛让过道，感受过牛鼻子里喷出的热烘烘的气息；我们还一起追逐过青蛙，看着它们“啪嗒、啪嗒”跳过路面，然后“扑通”一声掉进水沟。

    王家祠堂是我们这个村和临近几个村子低学龄儿童的乐园，号称“俞王小学”。“俞”姓和“王”姓是这个村子里的两个大姓，村子就以“俞王”命名了，王家祠堂是“王”姓的宗祠，是村子里比较像样的高大建筑。虽然，那时候祠堂早已不再行使祠堂的功能，一部分厢房做了大队的仓库，大部分做了学校的课堂和老师办公、生活的场所，但油漆未曾剥落干净的朱红色原木柱子，雕花的门廊、窗棂，总能让人窥见它的庄重与肃穆。

    我们的老师有两位，年长的姓顾，稍年轻的姓姬，都是女老师。顾老师教语文，姬老师教数学。顾老师齐耳短发，瘦高个，显柔弱了些；姬老师印象中精干而伶俐，似乎当时有做操、运动什么的也是她带着我们。后来又来过一位年轻的姑娘老师，姓徐，应该是姬老师去生产，她来代一段时间的课。顾老师写得一手好板书，但她的普通话讲不好，本地口音重，家长们有在背后议论她的落后：自己拼音都读不准，孩子们还不让她教“残疾”了？姬老师讲话语速快，声音清脆，就像她行走带风的性格。代课的小徐老师我们都很喜欢她，她跟我们的年龄差距小，下了课会跟我们一起做游戏。

    两位老师带着五个班的学生，一到三年级的教室在下面的厢房，厢房的泥地夯得很结实，泛着暗哑的光，可还是有一两棵种子在那里扎住了根，顽强地伸展着它们嫩绿色的芽。四五年级的教室在正殿右侧，有电灯，石板地面。低年级的都向往着快快长大，可以到“高级”一点的教室去上课；高年级的也盼着能升到乡里的初级中学，据说那里的教室是三层楼的。

    一个课堂上坐着几个班的同学，老师教完低年级的我们读“a、o、e”，让我们抄写的时候，她就去教高年级的学长们。一堂课下来，往往要切换好几个来回。有调皮的孩子抄好了词语窃窃私语或做小动作，老师手中有一根带很多节的柔韧富有弹性的竹鞭，会很准确地点过去，总能让他们识趣而收敛。

    我的同桌是来自隔壁徐洋村的徐姓男孩，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忘了他的名字，但一直记着他细长的眉眼。他白白净净的，有别于村子里皮肤晒得黝黑发亮的其他男孩子。他的母亲据说是镇上越剧团里的，有一回他试图用口红和粗铅笔（后来才知道是画眉的眉笔）来换取我的作业，但最终被我的“一本正经”打消了念头。

    我最羡慕的女生是菊娣，她在我眼里无异于身怀绝技。学校里养了两只长毛兔，她挑的兔草总是最嫩最新鲜的，由此也受到给两位老师烧饭的小美阿姆的青睐。以后，小美阿姆把照看小兔的任务交给了她，还教她清兔笼、剪兔毛，当然劳动委员和劳动积极分子也非她莫属了。

    那时的我们恣意生长，就像那些偶尔被带进教室的谷子或麦粒，粘上泥土就能生根发芽，向着阳光释放生命的力量。

    祠堂门口的一大块空场地，是大队的晒谷场，也是我们的运动场。不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儿跳跃、奔跑，滋润着阳光雨露，感受着泥土的芬芳。我和小伙伴们在稻谷堆里，在麦秸壳里，在菜籽砻糠里钻地道、挖陷阱，疯玩得面红耳赤。衣服上、头发上沾满谷子、麦芒、菜籽的时候，蜜蜂“嗡嗡嗡”地在田野里采集花粉，燕子来来回回衔着泥土在大殿的屋檐下筑巢，哺育它们的幼崽，还有酱油色的蜻蜓和粉色的蝴蝶在河塘边游弋……

    乡村小学，是我的起跑线。

    岁月荏苒，时光如满弓射出的箭，我的小学，那幢白墙灰瓦的老房子，只在午夜梦回时，若隐若现于一大片明黄色的油菜花海里。我就像只被风带上半空的纸鸢，飘荡、盘旋、俯瞰、远眺，却始终无法降落，再回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