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宸

    作家刀尔登素来写才子书，善于在学识的基础上，以智慧作引导，为读者解惑释疑。《鸢回头》承袭这位作者一以贯之的写作宗旨，剖儒道两家，析孔子老庄，针对当下“国学热”中，不少读者对儒、道文化的误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刀尔登认为：与其误读，不如不读。而如果真的打算读通读懂读透这些国学经典，还是应该脚踏实地，以文本为依托，将孔子、老子、庄子放到他们生活、思考的特定时代来考量。

    刀尔登并不打算“告诉”读者什么是“对”的，他更在乎的是人们看了这本《鸢回头》后，能辨别出哪些是“错”的观点，哪些是明显有违常识却依然大行其道的理论。此书无意教导人们理解《论语》、《道德经》、《南华经》，而是想让读者清楚：哪怕是古代那些大名赫赫的宋儒、明儒，那些绛帐授业的学界宗师，对于上述著作的精深解读，今人也不可不加辨别地囫囵接受。毕竟，即便是从古圣先贤那里继承文化遗产，也需付出自己的脑力劳动，才能真正有所收获。

    刀尔登提出：《论语》并非是一本完整的儒家经典，它只是学生对老师片言只语的零星记载。孔子语录，大都缺少确切的上下文语境，理解的时候，不能无视这一特点。此外，前辈学者们固然皓首穷经，不懈研究，可由于脱不开“为尊者讳”的文化传统，所以孔子的不少言论在翻来覆去的多重阐释中，语意已被极度修饰和更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句“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大儒们纷纷强调：此间的“女子”是指侍妾、丫鬟、老妈子，总之是地位低下的女子。但刀尔登直言不讳：孔子是圣不是神。既不是神，日常也会来点小嘀咕，可能偶尔就说了句“有些女人啊，真难伺候”，然后弟子听了这么一耳朵，给记下了。其实在两千多年前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孔子歧视女性并不奇怪，要是不歧视，才奇怪呢。但至圣先师的话语，还是让无数“引申家”们忙得不亦乐乎，并做出了各种大开脑洞的解释。无怪乎，刀尔登又讽刺了一句：“天不生仲尼，万古无事做。”

    《论语》中还有一句话叫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明明“仁”这个字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很高，那为何孔子的学生还说夫子“罕言仁”呢？刀尔登的推断我觉得颇有道理：孔子平素不大提到“仁”这个话题，一旦言及，弟子觉得稀奇，赶紧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当然了，孔子没料到自己的话被弟子记录了，还流传后世，被无数人当成了金科玉律。他要是知道的话，按刀尔登的想象：孔子说话肯定会更加谨慎小心，会对一些话的适用范围作出限制。或者干脆嘱咐弟子：“我刚才说的那一句，你就不用记了！”可见，《论语》的面目也好，孔子的形象也罢，已经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了嬗变。最终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本“为我所用”的《论语》，是一位被牢牢固定在话语体系和道德体系中的孔夫子。

    相对孔子，老子的形象更为飘忽。后人对他骑青牛出关后的种种，做了诸多神话般的想象。而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理论，听上去也非常玄乎。至于庄子，刀尔登指出了他和老子的不同：庄子很个人化。老子在《道德经》中谈论的是社会的可控状态，庄子则关心个体在怎样的社会情状下才能获得具有安全感的自在，即“自得其得”、“自适其适”。庄子写有讽刺性极强的《胠箧》一文，反映出他不仅觉得当时的世界是堕落的，连带着认为当时对世界的评价也是堕落的。而既然庄子愿意对这种状况进行深入分析，说明他还是关心这个现实世界的，于是便算不上纯粹的避世和弃世，这是庄子积极的一面。

    古圣先贤生活在离我们很远的年代，他们过着我们不甚熟悉的寻常日子，守着我们不甚了解的写作规范。而我们今天的阅读，应该说是比较个人的行为，读孔子就是读孔子，读老庄就是读老庄，没必要人云亦云，统一思想，只要在前人研究思辨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探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