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婉君为来社区咨询自主填报的居民进行讲解。 记者 崔引 摄

    约在11月4日下午的采访，是见缝插针进行的。因为采访对象——鄞州区百丈街道舟孟社区的人口普查员李月茹和付婉君实在太忙了。从前期入户摸底到现在，“朝八晚七”，没有双休的工作状态，她们已经坚持了近一个月，而且还将继续一段时间。

    最近一个月，几乎天天“朝八晚七”

    在办公室里忙完手头的工作，李月茹就披上蓝色马夹，到小区里普查。

    在一户居民家中登记时，她遇到了一点麻烦：居民不记得家人的身份证号码了，家人一时也联系不上。

    “那你今天晚一点能拿到身份证号码吗？”李月茹问。

    “大概要到晚上7点吧。”居民说。

    “好的，到时候我们再联系你，上门来登记。”

    晚上7点对李月茹来说，是她近一个月来再正常不过的下班时间。国庆长假结束后，李月茹和同事们就开始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而忙碌着，从前期的排摸到正式普查，几乎天天“朝八晚七”（早晨8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一周双休更是一种奢望。

    “居民啥时候有时间，我们就啥时候上门。”李月茹说。

    掐指一算，李月茹在社工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10年了。她说，今年是10年里最特别的一年，年初发生了疫情，忙得团团转；下半年的人口普查工作量也很大，而且要持续一段时间。

    是的，社区工作本来就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无比繁杂，现在又有人口普查这项工作“临时插队”，两头都要兼顾……说起这些，李月茹表示，纵有委屈和疲惫，她也早已习惯了。“大多数居民都还是挺好的，像一些年轻人，白天上班不在家，晚上6点多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到社区来预约上门普查的时间，让人很欣慰。”

    看到有人拖行李箱，就会上前问“你登记了吗”

    当李月茹在小区里为普查而奔走时，付婉君则在服务大厅里一个接一个地接待前来咨询自主填报的居民，记者的采访在断断续续中进行着。

    “一天要接待四五十位居民来咨询。”付婉君的脸上是带着笑的，语气是轻松的。可一天接待四五十位居民，也就意味着相同或类似的话，她一天要重复那么多次。

    因为是老小区，房屋空置或出租的情况比较多，但无论是“人在户不在”还是“户在人不在”，都是要进行填报的。

    这个月，一门心思忙着人口普查的事，付婉君笑言自己“有些神经过敏”，走在社区里，看到有人拖着行李箱，或者正在搬家，就会不由自主上前问一句：“你住在哪一幢哪一户，是新搬来的，还是搬出去的，人口普查信息登记了吗？”

    “很多人看我的眼神都是怪怪的，一脸警惕。”付婉君笑着说。

    “女儿这个月不开心的次数有点多”

    “每到下班时间，听到开门声，女儿就会兴冲冲跑到门口去等。如果是我回来了，她会帮我放好拖鞋；如果不是，她就会垂下头，一脸不开心地走开。”付婉君说。她还特地翻出手机里女儿噘嘴不开心的照片，和记者戏言“女儿就是个行走的表情包”。她的语气是轻松的，可眼眶却在不知不觉中泛红。

    付婉君的小女儿21个月大，正是黏着妈妈的时候。可这个月实在太忙，缺少妈妈的陪伴，“女儿不开心的次数实在是有点多。”付婉君说。

    “经常是我早上出门她还在睡觉，晚上等我下班，她又要准备睡觉了。”付婉君说。

    付婉君的大女儿已经读小学三年级了。“她非常懂事，我越忙，她就表现得越体贴，越懂事。”付婉君提起大女儿觉得很欣慰。

    平日里，只要有空，付婉君都会带着大女儿出去走走，而这个月只是“在排摸结束、正式普查开始前的空档，带她去看了一场电影”。

    和一般社工不同，付婉君所在的是公益性岗位。但面对“忙得找不着家”的工作，她从来没有想过退缩，从年初的疫情防控到现在的人口普查，她一直冲在最前面。

    “幼托班老师也说我们下班太晚了”

    和付婉君相比，同样有着两个孩子的李月茹，看起来要轻松一些，因为她家老大已经读大三，基本不用操心。但事实上，她更不容易，小女儿才读小班，身边没有老人帮忙，她和丈夫不得不平衡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从前期排摸开始，小女儿就交给幼托班老师去接，夫妻俩谁先下班谁去接。“有时去接已经是晚上7点多，就连幼托班老师也说我们下班太晚了。”李月茹有些无奈。

    有一次，小女儿发烧，“只能是爸爸尽量请假，实在请不了假，就只能拜托相熟的朋友或邻里照看。”

    时间久了，晚上睡觉都要拉着妈妈手的小女儿，对父母变得越发依恋。有时候，李月茹早上醒来一动身，原本看起来睡得很踏实的女儿也随即跟着醒过来。

    “妈妈，你不要去上班了。”李月茹说，这是小女儿最近跟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孙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