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人彪

    白石头对过的蔡家巷口有一爿临街小店，母亲经常遣我们去那儿打酱醋酒。

    小店门口高高的柜台上，总是排列着四五只“大腹便便”的玻璃瓶，里面装着淡黄色透明纸包装的一卷卷泛油飘香的桃酥，或者是散装的鸡狗猫牛之类动物形状的饼干，当然有小糖，有花花绿绿的纸包糖，也有裸露的外表沾满了细糖砂的五颜六色的果味小圆糖。年少的我们馋得“眼乌珠碧绿”（宁海方言，眼睛睁得很大一动不动盯着看的意思），嘴角边的涎水常常挂成三尺多长。

    那是1970年前后，一个物质生活相对欠缺的年代，许多东西都得凭证、凭票供应，哪像现在，县城街面上有专门售买零食的“老婆大人”、“零食码头”，有“乐购”、“联华”几家大卖场和说不清有多少间的“小小超市”。满架满柜的零食琳琅满目，咸酸甜辣，荤素松软，煎烤的、炒制的、烘焙的，清淡的、低糖的，老中青、儿童各个年龄段的，方的、长的、扁的、圆的，单支装的、组合包装的，纸袋装、塑料袋装、铁皮装的……各式各样，应有尽有。有时候，9岁的外孙女小月亮站在这一屋子眼花缭乱的零食中间，会不知所措地问：“你说我吃点什么呢？”

    而在我9岁时，倘若偶尔分到一颗奶糖，一般是舍不得一次吃掉的，往往先咬下一半，将另一半用糖纸重新包起，藏在口袋或书包里，等到下午乃至第二天再吃，把口头和心头的快乐享受延伸得更长些。

    记得有一次，妹妹生病，正好远在西安工作的三舅回家探亲，看到侄女病了，特意给她买了一封豆酥糖。一封里面有10个小包,豆酥糖又香又甜，妹妹吃得欢天喜地，每次吃得脸上、衣襟上都沾满了白色的酥粉糖末。“准一年级”新生的弟弟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不无感慨地叹息：“还是生病好，有好东西吃！”从此，弟弟天天盼着自己生病，今天盼明天，明天盼后天，但病就是不“体谅”他的“殷切期盼”。终于有一天，他鼻涕涟涟，不由大喜过望，屁颠屁颠地跑去告诉母亲他病了。母亲伸出手来在他的额头上抚了一会儿，呵斥道：“病，哪来的病？上学去！”弟弟一下子像霜打的叶子，蔫蔫的，满脸沮丧。

    那时，父亲在水车公社当书记。父亲是个平易随和之人，下地的、采石的、铺路的，无论尊卑，从不低眼或高看，所以家里从来不缺村里来人，赶集的、卖瓜菜的、看病的，甚至走亲访友的，即使父亲不在，也都会拐进来，歇歇脚，喝口水，吃个中饭。当然村里人也是不会空手的，西瓜上市了带几只西瓜，收萝卜时带些萝卜，卖鸡蛋的会留下一小竹篮鸡蛋，等等。

    水车公社地处白溪下游，濒临出海口，故多冲积滩地。沙性土地产出的西瓜、萝卜特别的松脆、甘甜，花生则很鲜甜。有一年水车的花生丰收，也就理所当然地惠及了我们家。除了煮一些鲜吃，大部分花生都被母亲“截留”了。用清水将花生淘洗干净，趁着太阳嘭嘭亮的好天气，让我们抬到公房区旁边生产队的晒谷场摊开来晒。曝晒十来天，成干花生了，母亲把干花生装在六七十公分高的铁皮箱桶里，压紧了盖子，塞在我们的床底下。我们知道，这是要等到过年时才会拿出来炒了吃的。

    可这些美丽的花生，无时无刻不是我们兄妹3人心心念念的牵挂。

    每天早上上学前，我们伏下身子，蹑手蹑脚地爬进矮矮的床底，拨开杂物，小心翼翼地撬开箱盖，只怕发出什么声响惊醒熟睡的母亲，尔后心惊胆战地迅速伸手抓几把花生塞进书包里，一溜烟离家而去。

    那是些多么美好的早晨啊！太阳欣欣然地升起来，光辉明净。麻雀们在细细的电线上排列打坐，当我兴奋地将花生壳撒花般甩上天空时，它们中有的便殷勤拍翅鼓掌，啁啾点赞。即使有时候下起了小雨，或者风有点大，有些冷，但比起一路上的好心情，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时间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前。满满一箱桶的花生也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掏空了。

    离过年很近了，要掸尘，要包粽，要打糖，要置办一应年货……母亲想了想，还是趁早把花生、瓜子先炒了吧。母亲从我们床底下往外拉铁皮箱桶，只觉得轻，又“哐当”作响，心里疑惑不已，打开箱盖，却是空空荡荡、干干净净，花生们都不翼而飞了。

    母亲什么都明白了，却明知故问道：“花生呢？”

    我们早已订立了“攻守同盟”，回答道：“不知道。”

    “不知道？”母亲睁圆了眼睛。

    “可能被老鼠吃了吧？”我嘟哝了一句。请原谅，那时候，我对“自欺欺人”“掩耳盗铃”这样的成语只是一知半解，更不知道撒谎还得讲究逻辑和情理。

    “什么，老鼠吃了？”母亲厉声责问：“老鼠学会开箱盖了？老鼠连花生壳都一块儿吃了？”

    我们这才知道瞒是瞒不住了，吓得面面相觑，大气不敢出。

    那一年，过年的炒花生还是有的，是后来村里的乡亲们拼凑了送来的。

    当然，如今零食已经不是孩子们的最爱了。我们家的小月亮，也只有当她完成作业被允许可以打开平板或手机时，才会两眼放光，雀跃欢跳起来了。

    生活和人生体验都是有时代感的，而这，终将深深地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