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勇

    我的小学是在江北区慈城镇西南约5公里处的乍山（今乍浦）黄山崇本学校就读的。我们这一届因是春季开学，所以小学读了5年半。

    陈军是我小学同学，我们家都住学校西边，我家距学校约200米，他家离学校约300米。

    我家住路边，所以陈军每天上学都要经过我家门口，经过时，他总会停下来看一看我在不在家。我在，他就会等着我，然后一起去学校。

    他是家里独子。他爸爸在镇上工作，那时交通不是很方便，一般休息天才回家。他妈妈在离家不远的乍山供销社当经理，齐耳短发，清爽干练。他家里还有爷爷。所以他家平时就他、他妈妈、他爷爷三个人，家里的饮食起居由他爷爷负责。他爷爷很少让他出来玩。有时，他会约我去他家跟他一起做作业。

    记忆中，他妈妈削苹果的水平很高超。有一次去他家，他妈妈给我削苹果，只见她左手拿着苹果转动，右手拿刀削皮，转瞬就把苹果削好了，而且削下来的苹果皮是一圈一圈连在一起的。

    后来我学着她的样子削苹果，可总是断皮，有时眼看大功告成，正暗自高兴，突然苹果皮又断了，让人扫兴。看来削苹果皮，也是技术活，得有“两下子”。

    那时，放假“家访”是崇本学校的传统，此时老师会特别忙。有时老师忙不过来，会叫我和陈军同学帮忙一起写“成绩报告单”。其实我们只是抄写，评语是老师写好的。报告单除了每个同学姓名不一样，成绩不一样，评语都是一样的。记得老师写的评语是这样的：该生在校学习认真，尊敬师长，能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希望以后能继续认真学习，再接再厉，做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

    抄写之前老师会给我们一张划有方格的纸，叫我们把这张方格纸上放在写评语的空白处背面，把老师写好的评语一个字一个字工整地抄写在隐约可见的方格内即可。抄写时间长了，老师会叫我们休息一下。此时，老师会拿出兰花豆、饼干、糖果之类的零食犒劳我们。

    有一次老师还煮汤圆给我们吃，一边吃汤圆，还一边给我们讲故事，说：以前有两个学生，老师给他们每人一碗汤圆，吃完了，老师问两个学生，你们各吃了几个汤圆？一个学生说：12个。另一个学生说：不知道。后来，一个说吃了12个的学生，考上了状元。一个不知道吃几个的学生，没考上。当时，老师虽然没问我们吃了几个，但我和陈军同学还是面面相觑，好像都在问对方你吃了几个。

    记得有一年，乡里要举行“六一”文艺演出，学校决定排演一出歌舞，伴奏乐曲是当时十分流行的《在北京的金山上》。虽然学校确定了伴奏乐曲，但学校竟没有这首歌的词曲。

    于是班主任就叫我和陈军同学前去邻校求助。到了邻校，已是中午时分，音乐老师恰好回家吃饭去了。一个热心的学生自告奋勇，说认识音学老师家，愿陪我们前去。

    到了音乐老师家，当我们说明来意，他当即放下身边的事，边哼边唱帮我们记好了词曲。

    六月的骄阳如火如荼，当我们回到学校，早已汗流浃背。

    那时学校没有电扇，班主任见状，就对正在午睡的同学说：“同学们都起来，你们每个人给王建勇、陈军同学各扇一百下！”

    同学们纷纷起来，轮流为我们挥动扇子，周围阵阵凉风将我们包围，顿时我们身上的热气渐渐散去，而同学们仍兴奋地数着“一、二、三……”让人高兴的是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这次演出我们学校得了一等奖。

    1977年5月的一天，老师通知我们每人需上交两张一寸照片，这意味着我们小学时代的结束。当时乡里没有照相馆，也没有公共汽车。于是，我跟陈军同学约好星期天一起去慈城照相馆拍照。

    那天一大早我们就从家里出发，经双顶山、屠家桥、胜利粮站、太平桥、西门口，到西门口后，又往东走一里多，在市心口右转过解放桥，就到了慈城照相馆。

    在照相馆里，相机被高高的三角支架支撑着，还用大黑布覆盖着，像个庞然大物。拍摄时，摄影师叫我们走到相机对面的凳子上坐下。

    “挺直腰，向左转点头，头低一点，眼睛看着相机，笑一笑，抿嘴，好好好，别动……” 摄影师手里捏着个红色的皮球，只听“咔嚓”一声，摄影师随声说，“好，下一个。”

    后来才知道，摄影师手中这红色的“皮球”叫“球囊式快门开关”。

    去的时候为了赶路，我跟陈军同学行色匆匆，回来时，我们就有点悠闲。从照相馆出来后，我们先在旁边的新华书店逛了一下，然后，边走边看街边的风景，看到飞翔的蜻蜓、曼舞的蝴蝶就上去追逐，一路玩耍。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毕业考试，领毕业证，也领取了我们在崇本小学的第十一张“三好学生”奖状，我和陈军同学结束了小学五年半的同窗学习，也结束了我们的小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