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榴芳

    最早对口罩产生仰慕的，是看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一个镜头，戴着口罩的银环坐在窗口里，衬在口罩里的鼻梁高高隆起，一对大眼睛在口罩上方清澈明亮，那个形象曾经成了我的偶像，在脑海里烙印深刻。

    小时候生病，最怕打针。打针的护士那戴着口罩的脸，清秀中透着神圣，于是恐惧中带着某种敬畏和羡慕。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到一个口罩并不容易。那时候的口罩都是棉纱布做的，两边串着一根细绳。挂在脖子上，上边的两端拉起来绑在脑袋上。还有一种两边是带子，可以根据脸的大小系个结，直接挂在耳朵上。冬天的时候，戴着口罩去上学，能让人感到神采飞扬。大多数时候，我们把口罩塞进衣襟里面，而将白色细绳露在外面，当作一种时髦。

    不惑之年，因为近视戴上了眼镜，对口罩便有了排斥，因为戴着口罩总会让眼镜蒙上一层雾气。几年前去哈尔滨，在那冰天雪地里不得不戴上口罩，因此眼前常常模糊一片，幸亏景区里没有车，最多只是一些狗拉的爬犁和雪橇。尽管这样，每隔一段时间，还是要将鼻孔露一下，驱散一下镜片上的水汽。

    不曾想，在疫情肆虐的今天，口罩君已成了我们随身的伴侣。记得刚开始那阵子，我还真不习惯，出门总忘记。当时一罩难求的事常发生，所以一只口罩用了几天，洗洗再用。家里的孩子没有专用的小口罩，只得用成人的将就。小小脸几乎都被遮住了，绳子太长挂不住，就在耳朵上多缠一圈。

    随着疫情的反反复复，出门戴口罩已成了一种自觉行为。你看，路上行走的、学校里上课的，哪个不是用口罩将鼻嘴罩得严严实实的，就是小区里散步的人也不例外。于是在菜场、在路上，常常是熟人相见不相识，面面相觑未敢认。

    如今，口罩的供应不再像当初那样紧张，而且式样也日益增多。单是儿童专用口罩，就有许多规格和品种，各种好看的图案及造型，很受孩子们喜欢。成人的口罩也不再千篇一律，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款式，让人眼花缭乱。有的口罩做出鸟喙的尖端，这样口鼻就有了一个小空间。有时迎面走来一个长着大嘴巴的“怪兽”，心里直想笑，那口罩中央突起，像一个漏斗罩在脸上，“人面不知何处去”了。有的口罩还成了宣传的窗口，第七届浙江书展时，我们在一个书摊买了书后，赠送了一只口罩：蓝的底，角落里坐着一个宇航员拿着一本书在读，右上角写着“遨游星空，阅享无界”的宣传标语。我舍不得用，想把它当作收藏品。

    追溯口罩的历史，漫长而悠远。最早是在公元前六世纪，波斯的拜火教教徒认为人的气息为俗间不洁之物，所以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祭司要用布遮住口鼻，以此表达对神明的虔诚和敬畏。大约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意大利哲学家、作家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发现矿工们作业时会吸入大量的有害粉尘，于是就建议他们戴上一种特殊材质的口罩。这种口罩是用动物膀胱剪成的，虽然密闭性好，但舒适度不足也让它难以普及。在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口罩是在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当中有一段文字：“在元朝宫殿里，献食者，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就是说，这种口罩是为了防止侍者把口气传到皇帝的食物上。口罩应用到医学领域是在1910年12月，一场肺鼠疫从俄国传至中国东北，并以哈尔滨为中心迅速蔓延。祖籍广东的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成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他很快查明了鼠疫的特性及传播途径，对哈尔滨进行全面布控，同时发明了一种双层纱布囊口罩——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这种口罩简单易戴，价格低廉，易于普及。这场震惊中外的 “肺鼠疫”，在他有力的措施下，用了不到四个月便扭转乾坤。

    在人类的防疫史上，口罩君功不可没。尽管它只有方寸之大，但对口鼻来说终究是一种束缚，何时告别此君，达到自由呼吸，这恐怕是大家共同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