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菲接到一个任务：采访20位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编撰一本书，存入教育博物馆。如果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就采访其后人或者知情人士。其中一个，是她的母亲。

    对于母亲，凌菲有点惘然。其实她和母亲相处的时间不多，记忆都是碎片式的。只有一个场景，异常清晰，就是大年三十，母亲和家人一起包汤圆。父亲和面，她和弟弟帮着做馅。然后，每人一碗油香四溢、清甜糯软的汤圆。

    母亲是小学校长，每天早出晚归。母亲面容白皙，举止优雅，做起报告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非常有感染力。但是，母亲一回家，却像泄气的皮球一样，非常疲惫，经常是在沙发上一坐，就打瞌睡。小时候，父亲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晚上还辅导她和弟弟的作业。

    父亲比母亲大十多岁。父亲是南下干部，在北方老家并没有婚配，人很老实，一捱就捱成了大龄青年。听人说，那时，组织上把母亲找去，开门见山地说：“张云雅同志，你和老杨同志处对象吧。他可是个好人，为革命把终身大事耽误了。”母亲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没多久，他们就组成了家庭。

    长大后的凌菲，总是感到母亲其实并不爱父亲。但是，一贯服从组织的她，终身大事也就这么被组织“包揽”了。

    母亲在别人眼里是女强人，但在凌菲的眼里，母亲可是“低能”。而且，母亲总是容易轻信他人。有一次，几个远房亲戚来了，母亲居然拿出钱，说：“我们都忙，中午都不回家，你们自己买自己烧，照顾好自己。”结果，亲戚在家吃住多天，临走，还把当时很珍贵的自行车给骑走了，母亲也没说什么。母亲不会烧饭、做菜，只会做汤圆。

    凌菲大学毕业，自己到报社应聘，做了教育线记者。母女俩各忙各的，很少有交流的机会。

    有一件事，彻底使凌菲寒了心。

    她分娩时难产，那时，她多么脆弱多么恐惧。她多么希望母亲来看她，给她一些安慰和力量。可是，电话打去，母亲没来。母亲的那所学校，和德国的一所学校结对，那些天接待德国友人，来不了。

    后来，她脱离了危险。从此，她对母亲分外冷淡，平时都不怎么回家，回家也专门避开母亲。

    大年三十，难得一大家子聚一起。母亲照例包汤圆。弟弟帮着和面，父亲帮着一起做馅。唯独凌菲，冷冷地坐在一旁。汤圆下锅，浮起来后，一个个闪着白玉一样的光泽。母亲把一碗散发着桂花甜香的热腾腾的汤圆端过来，凌菲却说没胃口。丈夫在旁说：“妈特意包的，你就尝一两个吧。”她才勉强吃了。

    “她是一个工作的机器，她永远爱的是她自己。她只在乎自己的光环和荣誉。”她在心里给母亲下了结论。

    母亲退休了，给居民出黑板报，讲党课，还兼了好几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母亲有时候很想跟她说说话，但是，她总觉得生分、尴尬。

    母亲渐渐衰老，圈子越来越小，节奏也慢了下来。衰老的母亲越来越离不开父亲，年轻时，难得同时出去，而暮年时，倒是形影不离。

    谁也没想到，母亲竟然会走在父亲的前面。那时，母亲的病情已经不乐观了。她想把正在外地支教的弟弟叫回来。“不要去叫了，工作要紧。把他的照片拿来给我看。”母亲说。看完照片，母亲又凝视着凌菲，目光中有歉疚、有留恋。那一刻，凌菲原谅了母亲。

    凌菲开始去采访母亲生前的同事、好友。她没想到的是，同事们讲起母亲，如此动情。

    一位老师回忆，特殊时期，老校长尽力保护着老师。有时候，上级指示下来，母亲觉得不对，据理力争甚至拒不执行。还有人说到母亲的管理能力：“老校长多细致啊，有时偌大的校园，少了一朵花她都知道，不要说这学校的任何一个人。大家的喜怒哀乐，她都装在心上。”

    一位跟母亲比较亲密的老师告诉她，当时母亲微笑着送别德国友人，回来后就在办公室里痛哭失声，说自己对不起女儿。“你妈裹汤圆还是我教会的呢。她说，她平时不做菜，还总是早出晚归，大年三十要裹汤圆给孩子们吃。”

    她回家，告诉父亲自己采访得来的信息。半晌，父亲对她说：“你不太回来的那些年，你妈每个星期都包汤圆，包着包着就流眼泪。”

    突然，凌菲想到了母亲渴盼的眼神和那碗散发着桂花甜香的汤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