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

    近日，中山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称，收到关于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赵某某存在炫富和过度消费的举报。经核查，该生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程序规范、材料齐全，符合相关规定。但是在核查中发现，该生存在生活不节俭、过度消费的行为。根据相关规定，决定终止其助学金发放。

    11月16日《每日经济新闻》

    明明是因“特别困难”而获得助学金的贫困生，却使用了电脑、平板、手机等“苹果四件套”、花费了上千元购买演唱会门票；这种身份标签与角色扮演的强烈反差，显然引发了他人的心理落差和相对剥夺感。贫困生名不副实作为一种失范行为，难免会带来公众的担忧和公平焦虑。

    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笔者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困惑：有的学生能够按照要求提供所有需要的材料，按照规范化的流程操作下来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并接受相应的经济资助；然而，根据寝室室友和其他同学的反馈，有的贫困生没有材料中描述的那么艰辛和悲苦，有的贫困生过得比家境一般的同学还要阔绰，甚至还存在炫耀性、竞争性的“符号消费”。

    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不同的家庭在生存生态上存在着反差。一个学生真实的家庭经济状况，只有知根知底的亲属、邻居等熟人圈子才可能了解。有少数家庭善于印象管理，有意地在“外人”面前掩饰和伪装乃至“装穷”。而在人情社会、关系型社会的裹挟下，贫困证明不可避免会失去公信力。在信息不对称乃至信息不够真实、准确的背景下，高校难以发现和捕捉到学生真实、准确的家庭经济状况，从而产生“贫困生炫富”。

    按照制度设计的图景，贫困生认定应该是动态的，每个学年都应该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学生乃至家长将资助资源当成“唐僧肉”，只想“入库”不愿意“出库”。明明“不差钱”却想方设法“捞一笔”，不良社会心态的浸润让有些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神世界的荒芜和杂草丛生，让这些人只要有利可图，往往不择手段。

    近年来，部分高校取消了将贫困证明作为贫困生认定的必要条件，而是将消费情况作为衡量学生经济状况的核心指标。依据大数据手段，有的高校对连续在食堂消费达到一定次数且消费总额在一定标准的学生进行精准发现和识别，从而进行“隐形资助”。这种既兼顾公平又有效保护贫困生隐私的做法，得到了广泛的理解与认同。

    教育是一盏希望之灯，照亮学生们前行的道路。有限的资助资源，理应“好钢用在刀刃上”；那些负重前行的贫困学生，需要饱含善意和温暖的“雪中送炭”。避免“贫困生炫富”的上演，关键在于让学生资助工作更加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在细微处多下绣花功夫，以避免被有心之人钻了“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