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门楼

聆听国学课

（严龙 摄）

　　胡茂伟／文 朱军备 徐敏/摄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７０００年的河姆渡遗址、数千年的海商文化、４４０多年的藏书楼天一阁等，都让宁波市民引以为傲。然而，你要是问上一句：宁波（浙东）文脉源自何处？多数宁波人可能一时语塞，无从回答。

　　如今，这种现象将彻底改变。在鄞州区横街镇四明山居旅游度假村的山巅之上，一座承载宁波千年文化发展历史的地标性建筑已拔地而起，它向世人昭示：“这里是浙东文化的源头！”———它就是千年学府“桃源书院”。

　　叔侄相继办教育 桃源乡里书院兴

　　根据清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年）桃源乡人臧麟炳、杜璋吉编纂的《桃源乡志》及全祖望撰的《宋神宗桃源书院御笔记》记载，桃源书院建于北宋大中祥符（１００８年－１０１６年）年间，其前身为王致的旧宅“酌古堂”，位于桃源乡的“泥峙堰下，陶家埠东。”其地理位置应在今日鄞州区横街镇的林村一带。此处古为鄞西桃源乡，以全国三个“千年桃源”传说发源地之一而闻名，另两处“桃源”为湖南的常德和浙江的天台，鄞西桃源乡之名延续有１４００年。

　　古时的桃源乡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一到春天，桃花盛开，与青山碧水相映，美不胜收。林塘绿雨、盘石乔松、碧潭印月、流花春涨、关山霁雪、仙谷朝阳、剑峡猿声、古寺晚钟、花源深竹、姑射白云，这是历史上的“桃源十景”。“地广而景奇，钟灵而毓秀”，“土地钟灵，科第叠出，而书香比屋，不无可望于后人者乎？”《桃源乡志》上的这些记载，酷似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描绘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仙境。

　　桃源书院的出现和繁荣，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唐代时，四明文风寥寥，文坛总体呈不开化状态。仅以诗人为例，明州有记载的诗人仅６位，在浙江１０个州中居倒数第三。北宋王朝建立后，随着中央政权日益巩固，教育事业开始受到重视。庆历年间，范仲淹任宰相，建议兴学办校，为仁宗采纳，于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下诏各州县设立学院，“并由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或再聘请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充任。”宁波率先恢复“即庙建学”的传统，将孔庙与建学结合，并确立官学以“儒学”为主的格局，教育面貌为之一变。

　　在明州真正将教育落到实处，并给予崇高地位的，首推王安石。王安石于庆历七年（１０４７年）任鄞县知县，他提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认为“教化可以美风俗”。他兴学校，举贤才，创办了鄞县第一所县学，并邀请隐居草野的两位学者为师。正是由于王安石这位地方官员的率先尊师重教，推动了明州兴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学者称赞王安石“在鄞仅千日，影响一千年”。

　　这一时期，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在民间蓬勃兴起。最突出的当为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五位学者，他们曾“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讲贯经史，学者宗之”（《光绪鄞县志·楼钥、王说传》），首开讲学之风，以私学师表一方，为民间所认同，后人称为“庆历五先生”。

　　书院，是唐宋至明清时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组织形式，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传播经典、研究学问的场所，是文人学子、名流学者读书或讲经论道之所，也是通往仕途的重要途径。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商丘的应天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四大书院。而在两宋期间，浙东最著名的当为“桃源书院”。王安石和“庆历五先生”均在该书院讲过学。

　　桃源书院与岳麓书院几乎处于同一时代，最早创始者为“庆历五先生”之一的王致。王致，字若一，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他举家隐居在鄞西桃源溪深处的庄家溪，在山岙中安贫乐道。他将旧宅“酌古堂”改建为书院，用于教授学子。他办学的时间，竟早于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数十年，这里堪称宁波教育史上有记载的最早一所书院。自此山岙间书声琅琅，人才辈出。范仲淹任明州知州时，就力荐王致为“明州教官”，认为他在“道演、经术、文化、德业，著闻有素，而安贫乐道，称为模范之官，必有纪纲之效特补本州教官。”但王致推辞。后朝廷又授他秘书省校书郎，他仍推辞不受。而此时王致家境并不富裕，“其妻收遗秉，子拾堕樵，亦浩然无闷，乡人莫不高之”。尽管妻子下田拾稻穗，儿子上山砍柴，他都坦然处之，仍矢志教育。王致教授乡里４５年，７０岁卒，后人称为“鄞江先生”。王安石为其写墓志：“四明士大夫立言以垂后世者，自先生始”。

　　王致的继任者是他的侄子王说（１０１０年－１０８５年），字应求。他将“酌古堂”改建为“桃源书院”，这是北宋明州唯一一所有“书院”之名的教育场所，继续讲学３０多年。王说与其叔父一样，虽然清贫，但痴心于教育。“世守清介，无田以耕，无桑麻以衣，而怡然自得，所置廩田，惟以养从遊之士而已”。他继承王致遗风，继续桃源书院的教育风格，把书院发扬光大，成为浙东地区的“高等学府”，众多氏族弟子受惠不浅。“间从游问道者，生慕景附？人因号为‘小邹鲁’”（《桃源乡志》）。王说卒后葬于鄞西青龙山，后人称为“桃源先生”。朝廷“赠银青禄大夫爵，赐紫金鱼袋。”

　　桃源播下文化种 浙东文脉由此传

　　自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桃源书院成了四明乃至浙东一带最著名的修学之地，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乡学”之一。尽管处于山野僻壤，但它培养的人才却是成绩斐然，引起朝廷重视。

　　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年）神宗皇帝御书“桃源书院”四大字以示褒奖。全祖望称：“吾乡之得拜御书者，宋时自先生始”。这不仅是浙东首家，在当时全国也是极为罕见。桃源书院名声大振，也因此成为浙东办学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书院。

　　桃源书院培养的人才，可谓群星璀璨。据《鄞县进士录》等典籍记载，在宋以前的数百年科举考中，鄞县仅唐时有一人中过进士。而宋以后，鄞县历代进士竟达１２０５人，其中宋代７３０人，尤以南宋时最为突出，为６０１名，遂使鄞县成为名副其实的科举大县，全国罕见。

　　桃源书院堪称宋代宁波人的“清华、北大”。据《桃源乡志》记载，桃源书院授业的人中，有周师厚、汪洙、袁毂、张邵、史简等百余人，其中还包括甬上第一状元张孝祥，他就是桃源乡人。其侄子张即之，南宋著名书法家，人称“宋书殿军”也常住桃源乡，留下众多遗迹。可见，桃源书院播下的文化种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大放异彩，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北宋之前，鄞州文化教育发展迟缓，经过五先生的努力，“数十年后，吾乡遂称邹鲁。”（清儒全祖望语）。南宋宰相史浩是桃源书院教育的受惠者，他在《四明十二先生赞·桃源王公先生》中说：“教育千里，执经满门。天之报施，煌煌后昆。”宁波市政协原主席、甬上学者徐季子先生说：“北宋的桃源书院是浙东文化的源头，‘庆历五先生’是宁波最早的一批教育家”。

　　“庆历五先生”甬上首创书院开学，讲习经史致用之学，为宁波乃至浙东地方教育兴起和文化氛围的逐渐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后，“文化种子”仍不断扩散：“淳熙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与高闶等形成四明学派，聚集明州，设院讲学，城区月湖一带一度成为讲学盛地。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的传人杨简曾讲学于此，并开创了在中国哲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慈湖学派”。桃源书院最终成为辉煌于清代中国学术界的“浙东学派”的重要源头。从南宋高宗以来，鄞县进士大量涌现，仅宰相就有６人（史浩、史弥远、史嵩之、魏杞、楼钥、郑清之）并长期执掌朝政，形成了辉煌的“鄞人时代”，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浙大教授龚延明认为，宁波成为今日的历史文化名城，与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鄞县成为科举大县有着密切关系。宁波的世家大族无不以儒学起家，以进士光大门户。其中较著名的有《三字经》作者王应麟、天一阁创始人范钦以及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等，而他们几乎都与桃源书院有文脉传承关系，宁波文化因而呈现群星闪耀的可喜景象。

　　如果说范钦的天一阁，给社会留下的是大量珍贵古籍，那么桃源书院带给宁波的则是一大批栋梁之材和由他们传承的千年文脉！

　　国学大儒提重建 有识之士倾全力

　　桃源书院的旧址在元代后遭荒废，明初曾移建他处。元至正年间，乡儒张文海请官方重建之。明嘉靖年间，因“邻火延燎，遗址遂泯”。此后５００年来桃源书院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出。

　　２００９年，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３０多年、现任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的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在参加鄞州一项文化活动后，来到了位于横街镇的四明山居旅游度假村，这位年近八旬的宁波乡贤，考察周边环境后提出：“横街林村，曾是北宋桃源书院的旧址，这所学府培养了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对宁波文化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建议政府部门重新恢复这座书院！”“恢复千年学府”，这可是一个大课题，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尽管赞同，但仍觉操作难度甚大。

　　能把宁波古代最著名的学府恢复起来，这是功德无量的事。为了社会需要，为了子孙后代，重建书院，时不我待！于是，鄞州企业家“四明山居”董事长翁国伟先生“心动”之后便开始付之“行动”。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下午，桃源书院建设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项目专家论证会在“四明山居”召开，标志着书院的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王蒙、徐季子担纲桃源书院建设委员会的名誉主任，傅璇琮先生任主任，成员中还有相关部门的领导及文化界学者、专家。成立大会那天，９２岁高龄的徐季子先生步履蹒跚，不管子女的劝说，执意前来参加。他还放言：“在我有生之年如能看到桃源书院重建，抬也要把我抬到书院。”

　　领导和专家认为，重建桃源书院，有着长远的文化意义；项目定位高雅，且选址与建筑风格也存特色，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建设宁波文化强市等均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之后，便是书院的重建工程。翁国伟先生自筹资金数千万元，高标准设计，高品位打造。不到两年时间，一幢按古典风格建造的书院“酌古堂”就耸立在横街的山岭之上。青砖黛瓦、古色古香的书院，成为宁波文化又一标志性建筑和历史文化旅游一景。

　　走近书院，宋神宗皇帝御书“桃源书院”四个金色大字镌刻在书院大门外的石碑上，碑阴是著名学者全祖望所撰的《宋神宗桃源书院御笔记》全文。于右任弟子、百岁老书法家蒋思豫题写“千年学府”匾额，悬挂在书院大门正中。大门两旁的对联“书香四明，文泽三江”，由９２岁高龄的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所书。徐季子先生所撰对联“桃李芬芳四明文脉溯清源，书香飘逸三江俊才盈古院”，以工整的小篆镌刻在大门的正前方石牌坊上。

　　书院的中堂内供奉孔夫子画像，著名学者余秋雨题写“酌古堂”三字，悬挂于中堂大门正上方。中国书协副主席欧阳中石、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秦永龙、中国书协原副主席朱关田等名家，以及甬上诸多书法名家，为书院创作了书法作品，提升了书院的文化艺术品位。

　　书院之内，回廊相连，国学堂、四明堂、聚艺斋、汇文轩、品茗轩、名人学术馆和艺术名家工作室等，均按古典风格设计。１００多平方米的国学堂，可容纳８０余名学员听课。聚艺斋陈列、展示书画名家为桃源书院所创作的作品，汇文轩用来藏书和阅览。

　　建浙东国学基地 盼社会各界扶持

　　千年学府重建后，如何传承文化？“将桃源书院建成浙东（乃至周边）地区国学教育和师资培训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交流、传播基地；重要的学术、课题研究基地；古代典籍的学习、阅读之场所。”这是首任院长傅璇琮先生提出的设想。

　　毫无疑问，国学的教育和师资培训，将成为重建后的桃源书院的首要选择。为实现这个目标，桃源书院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准备活动，如召开浙东文化与全国书院文化研讨会，请来宁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专家商议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并与宁波大学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

　　今年５月，宁大人文学院多学科负责人为桃源书院初拟了教育培训方案及课程设置。按照“传承文化、提升素质、陶冶情操”的教育培训目标，设置了“走近国学”的“六大模块、四十八项细目”的培训内容，包括国学概论，《论语》、《周易》、《黄帝内经》、《唐诗》、《宋词》、《红楼梦》等解读，《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诵读讲解，以及国学与修身、社交礼仪、中医与养生，还有中国书法绘画名作赏析、浙东地方文化专题系列讲座等，内容十分丰富。

　　今年３月２６日，国家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确定在全国“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已上升到“国家计划”。

　　桃源书院负责人表示，桃源书院下一步的运行还需要资金、人才、政策等支撑，盼望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和参与，让这所千年学府重现辉煌。

　　我从小就喜欢舞蹈，还自己乱编乱跳。小学２年级时，我带着自编的舞蹈《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考进了上海工人文化宫“红孩子”艺术团舞蹈队，开始接受舞蹈训练。我的独舞《好伙伴》、群舞《北京有个金太阳》等，经常受邀去上海市少年宫、海员俱乐部为外宾演出，还参加过“上海之春”演出。

　　１９６９年４月，我才１７岁，来到云南省曲靖地区富源县大河公社插队，成了一名知青。出于对舞蹈发自内心的热爱，我没有放过任何可以舞蹈的机会。于是，我们５个女同学组成了一个小分队，田埂边，操场上，都是我们表演的舞台。休息时，我们放下农具就舞蹈，每一次，周边都围满了观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让我们倍受鼓舞。

　　两年后，我考入了云南曲靖文工团。那时，我们经常打起背包，坐着马车，行进在云南弯弯曲曲的山路中，到少数民族的山寨里演出。有一次，我们来到石林地区撒尼山寨演出，闻讯而来的老乡带着大三弦、月琴、笛子、三胡，成群结队来到广场上，跳起了粗犷、优美的《大三弦舞》。我们被少数民族的热情所感染，马车还没停稳，大家已经投入到这欢乐的歌舞海洋中了。吃着羊奶做的乳饼乳扇，感受那种纯情、友情和热情，谁说这不是我们舞蹈艺术工作者独特的享受呢？云南居住着２５个少数民族，有上千种民族舞蹈，６７００多个舞蹈套路，在云南的１８年，让我能投身于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舞蹈世界，得到了难得的学习和工作机会，也为我的艺术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生活素材。

　　１９８７年，我被引进到宁波群艺馆工作。我编导的第一个舞蹈《小河淌水》，就是以云南民歌为基调创作的。作品当年就获浙江省舞蹈汇演一等奖，并首次代表宁波进京参加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展演；此后，我创作的《宁波小娘》、《水田与少女》、《出河头》、《象山渔鼓》等一系列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大奖，其中多多少少都与云南这１８年的沉淀有着某种因果联系。

　　（严龙 整理） 

　　施娟娟，１９５２年３月出生于上海市黄浦区，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舞蹈系，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舞蹈研究会会员。曾任宁波市群众艺术馆展览馆馆长、宁波市群众文化学会会长、浙江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宁波市舞蹈家协会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宁波市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