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姐不是我的亲姐，但是逢年过节，我最想问候和祝福的人，就是珍姐。

　　珍姐是上海人，因为其父母原籍在宁波，所以20世纪70年代初，当许多知识青年需要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宁波。我与她认识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初，她大概二十七八岁。与许多知青一起，她已经被码头招用为一名港口建设者。那时的珍姐，长着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一张白里透红的脸颊，往往人还没到办公室，老远就能听到她欢快的笑声和热情的话语。

　　作为上海人的珍姐，并不讲究穿着打扮。夏季流行穿真丝衬衫和裙子的时候，她经常穿着一条浅灰色的长裤和印有小碎花的棉布衬衫。按她的说法，穿戴太考究，做起事来碍手碍脚。她的爱干净是出了名的，不仅把蜗居的四十平方左右的小家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兼了清洁楼道卫生的活儿。因为小区楼道没有清洁工，基本处于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状态。在她看来，只要稍微动动手，就可以拥有整洁卫生的环境，这样的事情她喜欢干。她楼下的邻居也被她的勤快所感动，经常与她一起扫扫楼道拖拖地。所以，她居住的楼道，总是特别干净，笑语声也多。

　　珍姐是公司办公室的文书，还兼管着许多杂七杂八的事情。那时，公司的福利待遇不错，经常会给职工分发一些水果、家禽、海产品及一些生活必需品等。因为公司领导的编制和考勤都放在办公室，自然发放东西也属于办公室统管。印象最深的，是分发西瓜、苹果、桔子、鳗鱼等。因为这些东西大小不一，数量又多，用秤很难分成人均一样的分量。在珍姐眼里，不管领导和职工，大家都是办公室一员，所以分发这些东西也很简单。她把部门的东西一起领来后，按个头大小和人数搭配均匀，然后编上号。各人用抓阄的方式，认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公司领导也不例外。那时，领导们也很配合珍姐的工作，自觉地认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当时领导还与职工一样，都乘坐大客车上下班。所以，领导拿什么东西回家，都在职工的视线范围内。

　　不过，有人也曾提醒珍姐，要多些灵活思维，譬如领导工作比较忙，逢年过节，也可帮领导家属做些事情。但是，珍姐从不理会，倒是对需要帮助的同事给予关照和帮助。

　　单位地处北仑，20世纪80年代进宁波城办事，交通还不太方便。珍姐在办公室工作，自然比别人多掌握一些有关的信息，只要知道公司有便车去宁波，她就会通知想去宁波办事的同事。渐渐的，大家有困难，或需要帮忙就会想到珍姐。一个冬季的深夜，办公室一位同事的孩子突发急病，需要急送宁波妇儿医院。珍姐听说后，不仅想办法落实了单位的车子，还一起陪同前往医院看病，并在医院的椅子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想，不管过去多少年，那位同事对这件事情是不会忘记的。

　　我与珍姐真正接触，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被调到她隔壁的办公室工作，我们之间的交流自然更多了。当时，我们都住单位的家属区，我的女儿正在读小学低年级。她知道我担心孩子放暑假没人管，就让她读小学高年级的女儿来帮忙，照顾作业、吃饭、玩耍等。也许是珍姐潜移默化的作用，她的女儿也承袭了珍姐的好多秉性，小小年纪就懂得照顾人关爱人帮助人，让小女的暑假过得既简单又不一般。现在，这俩姑娘都已经参加工作，各自成家，但遇到重要事情，仍然互通信息，弥补了独生子女某方面的不足。

　　熟悉珍姐的，都知道她很节俭。上班期间，她很少到食堂就餐，常常把晚上的剩菜带到单位，用热水烫一下，算是解决了。但是，当她听说我因为女儿读书，想在宁波买房，没有任何迟疑地跟我说：你差多少钱，只管跟我说。要知道，20世纪90年代中下期的房价，虽然没有像现在这么夸张，但也是超出了我等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啊。再说，买房子借钱，这是很难开口，又是好多人避讳的事情，连亲兄弟亲姐妹有时也得思忖一下。当时，有些楼盘要求一次性付款，有些稍好些的，也要５０％付现金。因为珍姐的支持和帮助，我家在西门口附近买到了一套新房子。

　　就在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刚好接到远在上海带外孙女的珍姐的电话。她说，灵芝孢子粉不错，她帮我买了一些，正在快递过程中。她说我经常电脑码字，适当补充这些东西，有助于提高免疫能力。

　　珍姐，我该怎么说你的好呢？你至少是我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