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向缺少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当媒体和众人一致颂扬财富的妙处，自己也就不假思索地从众追随，小众的价值观由此演变成大众的价值观。所以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支持“限娱令”。美国只有一个“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中国却有一堆克隆出来的“中国偶像”，拜金都拜得毫无创意可言。美国还有一个擅于自我推销的地产商特朗普(Donald Trump)，没事儿喜欢竞选总统，大嘴巴胡扯两句，做了一个电视节目叫《学徒》，引来无数中国人抄袭效仿。此人在美国的精英界是个被人嘲讽的笑话，但是如果在中国，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微博粉丝过千万的主流偶像。

　　在这场财富追逐战中，低收入人群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穷人活不出自己的尊严。我在德国、日本看到一些低收入家庭，每逢周末，开着很便宜的两厢车（这其实是中国人的说法，西方好像并无此概念），到郊外去野餐，公园免费开放，所以除了汽油和食物，没有什么额外的开支。但在中国，涉及娱乐消遣，几乎无处不收费。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如果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基本不要奢望生活中还能有什么娱乐色彩。而收入较高的白领们说，身上不带够1000元钱，不敢出门。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上，议题之一便是月收入7500元的北京人，为何还是没有安全感。

　　我的一个朋友在国外生活了8年，回国后我问他，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说是“泛货币化”，也就是很多无形的价值现在可以用货币来衡量。

　　比如人民大会堂，常常可以出租给某公司，开电影首映式、演唱会或者年度庆典。按理说，这是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利、投下庄严一票的地方，相当于中国的国会、议会。全世界没听说过哪个国家的议会大厅出租给别人搞娱乐创收。譬如斯皮尔伯格拍了一部新的电影，会跑到美国国会山开首映式吗？开玩笑。斯皮尔伯格也不想去，好莱坞有好莱坞的玩儿法，我跑到华盛顿干什么呢？又如木村拓哉会去日本议会大厅开“个唱”吗？日本人不说他脑子进水了才怪。可是在中国，大导演们都喜欢在人民大会堂搞首映礼，国家领导人讲话的地方挂上一块布放我的电影，那才能彰显咱的实力。

　　我曾经应邀主持一个金融论坛，到了现场才发现正是人大常委会投票的地方。我一愣，问工作人员，我应该坐在哪儿？他指了指台上一个座位。我说这是人大委员长的位置，我绝对不可以坐。他说今天这儿就是主持人的位置，然后从别处搬了盆花过来放在桌上，一指椅子：“请坐！”

　　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如果你有机会参观英国议会，可以看到一个属于英国女王的宝座已经在那儿安放了几百年，在它的前面，就是议长的座位，非常神圣。而美国议会中议长的位置比总统的还要高。出租给一场金融论坛，让一个小记者坐在上面，是不可想象的。

　　再说咱们的钓鱼台国宾馆，百姓心目中专门接待国家元首的“圣地”，现在你却可以看到上个礼拜还在召开六方会谈，下个礼拜就在举办个人婚礼。

　　当然你也可以反驳，人民大会堂属于人民，钓鱼台也是全民所有，我们作为人民中的一员，为什么不可以使用呢？或许，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这些机构是否应该自行创收，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但是“泛货币化”现象在中国影响之深之广，的确从中折射出一些影子。

　　如果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价值观输出最多最广，答案必是美国无疑，全世界都在看好莱坞电影、学美式英语，就是最有力的论据。美国的价值观是多元的，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玩儿法。好莱坞、华盛顿、华尔街；富人、中产、穷人；金融家、学者、艺术家，各有各的聚居地，各有各的游戏规则。

　　我在前文中提到过的那位美国商人罗杰·巴纳特，中国人最喜欢的恶俗品牌Burberry是他们家族的产业（本来不恶俗，穿的人多了，就成了恶俗），借用香港发明、大陆广为流传的说法，“身家二三十亿美金”。此人有一次参加金球奖颁奖礼，坐在身边的恰好是著名好莱坞影星金·贝辛格（Kim Basinger），金发美女，拿过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各自落座后，彼此礼节性问候，金·贝辛格问他在哪个行业高就，他说我是做金融的，然后各自转回头去，一晚上再也无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