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接触移民美国的日本人、韩国人，常常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依然叫的是本国的名字，什么小渊惠五，金正西。即将接替佐利克成为新任世界银行行长的韩裔美国人金墉，5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现在依然沿用自己的韩国名字Jim Yong Kim。而中国人往往从第一代移民开始，就改了美国名字，更别说二代、三代，比如在美国出生的Gary Locke（骆家辉）和10岁时移民美国的Elaine Chao（赵小兰）。

　　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港台风迅速吹遍了我们的文化阵地。写字楼中各种Henry各种Lucy遍地开花。再后来不仅外企，国企也兴起了洋名之风。

　　记得我们小学时的英语教材里写，对外国友人作自我介绍的时候，要把名字放在前面，姓放在后面，这挺傻的，不好玩儿。我走到任何地方自我介绍都是芮成钢，不叫成钢芮。有时候别人会喊错，我纠正他说：“对不起，中国人的first name就是他的family name。”其实我们自己尊重自己的传统，别人才会愈加尊重。

　　所以我建议咱们到了国外都保持姓在前名在后的传统，不必为了外国人的方便作任何改动。除了姓何的女士和姓佘的男士可以特别处理一下（否则Mr．She或Mrs.He容易引发歧义），名字直接用拼音即可，不用担心有一些音他们发不出来，也别“成钢芮”、“雪芹曹”。假如真想跟咱们打交道，这些障碍都能克服。这是对自家文化的自信和尊重。你越尊重自己，别人越尊重你。

　　我一直期待有一天能做这样一个访谈，我几乎不用开口，只是往那里一坐，出于对我的信任，或者某种气场的感染，对面的受访者就愿意说出他想说的一切。正如武侠小说中的高手，驭人无形，袭物无声。作为一个对话者，我很向往这种“功夫在诗外”的境界，因为，一个处于新闻事件中心的当事人，就这个事件所说的任何言语，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他是否愿意对你开口。

　　要与受访者实现有效交流，需要做很多工作，包括前期准备，现场信息的捕捉处理，认真聆听，即时发挥，也倚赖于记者的知识储备、思想水平等等。

　　用英文提问并不难，特别是在有团队替你准备采访提纲的时候，机械的一问一答充其量算作“会话”（Dia－logue）。真正的对话（Conversation），要求你不仅听懂对方说的每一句话，还能听懂言语里的无奈、犹豫，听出言语中的漏洞和闪光的地方，从而与对方在同一层面上深入地交流。我的很多受访者，之所以还能饶有兴趣地和面前这家伙聊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这需要经验的沉淀和时间的积累。刚出道的时候，无论语言本身还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框架体系，对我而言都存在障碍，很难深入核心问题。

　　细心观察是了解对方的捷径。采访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胸口挂着一个胸针，上面写着数字1。按照中国的习惯，很容易联想到这意味着他是马来西亚的“1号首长”。当时我让摄像给这个胸针特写，然后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不是“马来西亚1号”，而是“一个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的种族文化多元，彼此易生争端，“一个马来西亚”，号召国民团结一致，不要窝里斗。

　　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女士的交流则更为有趣。那时她还是法国财政部长，准备竞选IMF总裁。在我眼中她是一名魅力十足的女性，我甚至很看好她成为未来的法国总统。于是我对她说，作为记者，我并不偏袒任何一方竞选者，但是作为我个人，我很支持你的选择。这个位置很难做，因为众口难调，所以像您这样优雅的女性十分适合。至少在您开展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不好意思不接您的电话吧?

　　那一番话说得她十分受用，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中国人的支持分外感激。我们第二次见面时，她已经如愿以偿地当上了IMF总裁，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一点儿也没变。”我说您可是变了，身边多了两个保镖。她表示她也不喜欢，但是没办法。我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对她讲，她拎的爱马仕铂金包，是中国十大恶俗品牌之一，她也笑着说：“在国外，只有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才会选择这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