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成钢 著

　　６2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了解日本———这个离我们最近、情感上也最隔阂的邻居，我踏上了去往日本的旅途。

　　第一次去日本，本着职业习惯，我先到国会待了半天，见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对夫妻众议员。我和他们认识，曾在北京请他们吃过烤鸭，一同相谈甚欢。那次北京之行也改变了他们对中国青年的印象。他们怀着些许歉意告诉我：“过去，我们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我笑着说：“没什么，我们也曾经以为每一个日本人都是军国主义者。”

　　日本议员的办公室都很小，用纳税人的钱，不好意思铺张。很多议员雇用自己的姐姐或弟弟做秘书，这样可以少付些薪金，节省经费。国会面向民众开放，百姓反映民情，只要提前约好，到时便可推门进来。

　　在这里，我第一次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每一位日本首相在就任之后，都会拿毛笔写下几个汉字，甚至是几句中文，来概括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思想。他们的书法功力也颇为了得。

　　田中角荣写的是：微风和暖。

　　中曾根康弘：蚯蚓断鸣千丈之井，回头仰天白云悠然。

　　竹下登：德必有邻。

　　宫泽喜一：水宽鱼大。

　　桥本龙太郎：百福。

　　森喜朗：春风接人。

　　小泉纯一郎：壮而学，老不衰；老而学，死不朽。

　　安倍晋：不动心。

　　福田康夫：信义。

　　麻生太郎：风雪育大树。

　　他们写下的每一个汉字都如此耐人寻味。

　　每次去日本，都是早上8：30搭乘国航班机到东京羽田机场，坐出租车20分钟到银座。在银座的丸之内大厦，有一家“寿喜锅”（Sikiyaki），每回都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为我们服务，我们已经成了熟人。日本菜分很多流派，寿司（Sushi）、铁板烧（Teppanyaki）、寿喜锅（Sikiyaki）、天妇罗（Tempura）、火锅（Shapu Shapuu）、鳗鱼饭（Ecl Rice），我都很喜欢吃。

　　我也喜欢日本的吉野家。上大学时，妈妈来北京看我，带我在新街口的吉野家吃上一份大碗牛肉饭，对我而言是最好的改善，外交学院的食堂实在不敢恭维。有一次在日本吉野家，我对一个小伙子称赞饭味道很不错，还让朋友帮我翻译，没想到那小伙子直接用东北话跟我说：“哥，再整一碗呗！”原来，日本餐厅里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勤工俭学。

　　日本人很怕给别人添麻烦。在地铁等公共场所，几乎没人高声谈笑，接电话也都低声细语，好像在开会似的。他们在地铁里戴口罩，通常是因为自己感冒了，怕传染给别人，而不是怕别人把病毒传给自己。他们如果生病在家休假，回公司时会给同事送上小礼物，感谢他们为自己代班。

　　日本皇家车队从皇宫出来，跟平民百姓一样在街上等红绿灯，甚至还排在出租车后面，没有交通管制。日本首相出行往往也要等红绿灯，首相秘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首相计算堵车时间。

　　日本人喜欢奢侈品。银座有一家卖Birkin包的二手店，那里的陪酒女过生日的时候，可以同时向三个客人提出请求：“请送我一个Birkin包。”然后卖掉其中两个，留下一个，告诉他们每一个人：“这是你送我的包，我非常喜欢。”在那里你会感觉Birkin包在日本并没有很好的品牌形象。

　　日本也有很多优质的非奢侈品。比如在中国流行的“优衣库”和我自己很喜欢的United Arrows，价格适中，普通白领都可以消费，品质也很好。

　　日本警察跟中国警察差别很大。日本警察普遍是服务型人才，为你排忧解难；中国警察大多是训话型人才，摇下车窗就骂。

　　我从没见过日本富人炫富，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耻辱。日本也没有“我爸是李刚”，如果有，无须舆论指责，当事人自己就要出来谢罪。

　　责编 胡晓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