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连日走访市场发现，限塑令十年来，限塑有变“买塑”的趋势。不仅商超大量销售塑料袋，物流业更是成为制造塑料垃圾的大户。数据显示，早在2016年，全国快递业塑料袋总使用量约147亿个，而国内三大外卖平台一年至少消耗73亿个塑料包装，加起来远超每年节约下来塑料购物袋。同时，调查显示超85%的零售企业表示缺乏替代品是推进减塑的主要困难。（12月2日《广州日报》）

    限塑乃至禁塑不乏呼声，也不缺少社会共识，比如扩大限塑范围，把快递包装袋、塑料餐盒纳入“限塑令”的限制范围等。但是，单纯的限恐怕效果很难收到预期。如实施了10年的“限塑令”，被坊间诟病为“卖塑令”，缘于简单的提高使用成本，难以抑制消费对便利需求的依赖。类似的问题同样发生在快餐行业，为了治理外卖塑料包装及餐盒的污染，平台推出付费制度，然而提高的只有价格，塑料包装及餐盒并未出现减量，快递行业也在倡议发展绿色快递，规范胶带的使用等，但也是治标不治本。

    所以，“限塑令”不能只是静态地提高使用成本，在执行上首先得通过立法，赋予限塑的强制性，给包括购物袋、一次性餐盒等设置应用领域的禁区，违规生产、销售与使用严罚重管，设置底线，加大监管的力度。但是，仅仅立法强制限塑也是远远不够的，限塑涉及的面很广，包括众多的市场主体，监管还涉及诸多部门，面临着“法不责众”“九龙治水”等困局。如，2015年江苏在《江苏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中规定，餐饮经营者应提供可循环使用筷子和可降解塑料餐具；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不得销售、无偿或者变相无偿提供不可降解的塑料购物袋。立法走在前面，但监管难以跟上，效果并不明显。

    限塑的目的是为了环保，倒逼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退市。大家之所以愿意使用一次塑料制品，一是它便宜，二是方便。据业内人士分析，可降解的购物袋、一次性餐具因为价格会比较高，大部分消费者不愿买单。

    市场的问题应当用市场的办法解决，既然限塑纳入循环经济的立法来调节，那么应更多运用经济手段，而非单纯的行政手段。即，通过提高生产和销售一次性非降解塑料制品税率、费率，并对可替代产品实施政策补贴、税收优惠等，通过经济手段，设置不同的入市门槛，来调节生产、销售与使用。试想，如果一次性塑料制品价格变贵了，谁又会选择呢？当然，要让“软”“硬”之举相得益彰，离不开国家层面健全立法，加强顶层设计，全国“一盘棋”联动治理，而非局限一行一业、一区一域。

    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