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的建议，教育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546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今年下半年还将出台《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明确规定研究生导师的指导职责。（9月27日澎湃新闻）

    研究生人才培养，到底采取何种模式？这么多年过去了，相关探索一直在进行，而今似乎隐约正在“接近答案”。从数年前开始推行所谓“导师负责制”，到如今放出信号“要让导师自主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一套越发完善的权责体系渐露雏形。当然了，硬币的另一面是，借着此轮研究生教育方式的重构，导师们得以极大“扩权”。而这，已经引发了公众尤其是学生群体下意识的警惕与反弹。其中的某些担忧合情合理，有关方面绝不可视而不见。

    应该承认，国内绝大多数高校导师的个人品行、职业素养，都是过硬的、可靠的。但问题在于，由于近年来极端案例和丑闻频频曝出，少数道德沦丧、风气不正的“导师”，给公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印象，让大众对“导师”的敬意与信任感大打折扣。在此大背景下，给导师扩权，赋予其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难免会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

    事实上，从研究生立场看，导师们原本的权力已经很大了，甚至大到几乎足以“生杀予夺”的地步。为了“不得罪导师”，现实中不少研究生不得不给导师跑腿办私事，乃至是搞科研、做课题当“免费劳动力”。更有甚者，把导师奉为“老板”，单纯的师生关系变成了庸俗的隶属关系、依附关系，“师门”俨然成为了内卷的小圈子、小团伙，而导师则扮演着“大掌门”“大家长”呼风唤雨——当导师拥有了卡“弟子”毕业的大权，此类乱象会否愈演愈烈呢？

    今后，随着相应新规落地，导师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力。但是，在导师扩权同时，如何强化师德师风监管，如何拓展学生维权的路径，如何建立独立公正的“导学矛盾”裁决机制，都必须一并考量才是！任何时候，保护好学生切身利益，都是先决性的。

    导师的权力与责任必须对等，与此同时，师德与师权也必须对等。若是只顾效率不讲公平，只顾扩权而不加制衡，导学关系只会进一步失衡，长远来看，这势必会给研究生教育构成根本性伤害。

    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