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崇明建设小学五年级学生张晓曦和弟弟张梓晨在玩耍时，发现一笔50余万元的巨款。目前失主已经找到，为小区某住户家已故母亲的遗物。张晓曦和张梓晨一家来自安徽，父母在崇明当地做点小生意。姐弟俩的母亲说，“虽然我们不是很富裕，但希望精神是强大的。”

    （5月13日 澎湃新闻）

    不论是“捡到一分钱”，还是“小学生捡巨款”，拾获财物价值的多寡，不影响拾金不昧的精神底色。面对天降巨款，两位孩子以毫无功利和算计的赤子之心，主动寻找失主；他们的角色扮演，不仅得到了失主送锦旗、给予每人2000元的激励和回报，也得到了公益组织10000元的正能量奖金。与物质激励相比，孩子们精神上的振奋更有价值；做好事得到了认可，会引导他们继续向善向好。

    面对外部诱惑和内心欲望，懂得抵御和约束的两位孩子，认同并遵循了价值理性。拾金不昧作为一种道德自觉和文明自律，见证了他们精神世界的纯净与美好。

    在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拾金不昧的高尚品格往往和“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有机结合，好心人的不求回报与失主的知恩图报，构成了间接、柔软、隐蔽、长期的激励回报机制。在人口流动不断加速的陌生人社会，不确定因素的增多，导致一些人的心理预期缩短，他们渴望回报激励更加及时、更加充分，利益诉求更加直接、硬核，更加显性化。

    对拾金不昧进行奖赏，并不缺乏依据，《物权法》等法规也倡导这么做。只不过，具体怎么奖赏，不少地方还缺乏落实举措。今年1月，《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新鲜出炉。公安机关按拾获财物价值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这样的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不仅给“拾物索酬” 提供了“制度补血”，也避免了少数人的“狮子大张口”。

    既倡导拾金不昧，又对善行义举进行奖赏，并不矛盾。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奖赏太轻了激励作用会打折扣，奖赏太重了失主或许不乐意，这一切，要求拾遗物品管理更加个性化、差异化。如果按照10%进行奖励，“小学生捡巨款”将获得5万元以上的奖励，失主难免犹豫徘徊、踟蹰不前。遗失物价值越高，奖励比例越低；遗失物价值越低，奖励比例越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美美与共”。

    与物质财富相比，拥有健全的人格、成熟的心态和健康的精神世界，或许更有意义。“小学生捡巨款”犹如一面镜子，既折射出良好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呼唤对拾遗物品管理更加规范化、精细化，让拾金不昧得到合理的激励与回报，鼓舞更多人参与其中。    

    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