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毕竟要吃饱肚子去工作呀，肚子不搞饱，怎么去工作，所以我第一必须考虑生存问题。”湖北咸宁赤壁市一家服装厂每年花费数万元，把产品送到湖北省质监局纤维检验局检测，检验合格后，咸宁市质监部门却依然要对他们的产品进行定检，并收取数千元的检测费。为什么要滥收费？咸宁质监局局长张志宏面对采访，甩出了如上“生存论”。

　　（８月２８日中国广播网） 

　　确实没有想到，权力滥用还有如此辛酸的理由———要先填饱肚子。言下之意，如果不滥收费，就无法养活执法的人，无法开展正常工作，所以滥收费是一种必然，滥收费是一种权力生存法则。如果这样的逻辑可以成立，权力的使用岂不是与耍流氓无异？

　　一旦权力滥用，面对饥渴的权力，企业就将遭遇非制度化生存。本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只要安分守己地生产和经营，它们的发展和成绩就基本上可以预期，毕竟经济生活已制度化，企业发展也有其规律性。遗憾的是，权力常常因为吃不饱而被滥用———这种吃不饱有可能是真吃不饱，有可能是太贪婪，但不管怎样，既然是滥用就意味着打破规则，越过界限，对企业进行制度之外的挤压与收费，这对企业来说当然苦不堪言———明知这是违规行为，但不得不屈从。更要命的是，企业将失去判断的依据和稳定的安全感，会时刻心惊胆战，不知权力什么时候又饿起来。 

　　如此“生存论”，反映了权力的非制度化生存。一方面，一些机构工作稳定、福利诱人，成为掌权者安置亲近人员的“福利所”，导致人员不断超标；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权力没有戴上紧箍，谋取利益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结果，在养活自己的过程中，权力滥用有时不可避免。

　　无论是哪一种非制度化生存，最终受害的除了具体的企业和单位，还有制度本身。当权力滥用可以拿生存当理由时，权力对于制度的敬畏也就所剩无几。所谓敬畏，不是需要时才敬畏，不需要时当儿戏，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与自我警惕。当制度不受待见时，不仅权力不把制度当一回事，一般人也会对制度失去信仰：遇见事情，人们不再相信制度；出现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公关。最终，制度可能沦为纸面的规定，所有人都处于一种非制度化的不稳定中。于是，各种问题和乱象便会层出不穷。

　　想解决这种权力滥用的非制度化状态，就必须把权力装在制度的笼子里。否则，即便把一个抛出“生存论”的局长骂得要死，这些单位的生存困境还在，罚款创收的思维还在，权力滥用的动力还在，企业被权力上下其手的事实还在。这显然不能彻底改变什么。李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