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皓在北京接受专访。（周建平 摄）

　　本报记者 汤丹文

    如何正确看待大运河申遗？大运河申遗对中国、对宁波有什么重要意义？大运河宁波段在中国大运河体系中的作用价值和贡献是什么？申遗后我们如何更好地保护大运河，宁波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６月１３日，记者来到北京，专程采访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中国大运河申遗国家专家组专家张廷皓。张老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著名的文博专家，曾主持过陕西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

　　“无论这次大运河申遗是否成功，是不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都是我们心中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采访刚开始，张廷皓就对大运河在人类历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作了这样的认定。张廷皓说，早在１９９２年在加拿大举行的世界运河年会上，中国的大运河就和法国的米迪运河一起被列入世界运河名录，是人类历史上科学文化价值最高的运河遗产。在历史上，运河的开挖促进了跨国、跨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大运河是农业时代开挖的，体现了当时世界唯一的漕运制度；法国米迪运河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两条运河牢牢占据了两个时代的制高点，其普遍的科学文化价值世人皆知。

　　张廷皓认为，大运河申遗做了１０年，国家投入了１０多亿元来保护大运河。申遗的过程也就是保护的过程，更是提高沿河政府和人民保护大运河意识的过程。中国是世界遗产保护公约的缔约国，承担着责任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充分享受申遗过程，切实提高大运河保护管理水平，发现保护大运河的各种力量，这是大运河申遗实现的最大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要求具备真实性和完整性，大运河申遗在这一方面做得如何呢？张廷皓认为，对大运河认识是一点点增加的。比如对大运河历史上的走向，元明清后的走向没问题，只是局部地方有改道，江南一段基本没动。但隋唐的运河到底在哪儿呢？现在我们认定的古隋唐运河只有３０多公里的现存，大部分由于黄河的泛滥而淤塞，河南、安徽境内的大量隋唐运河属于这种情况，我们能寻其踪就可以了。

　　张廷皓说，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它是“活态”的。大运河在当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发挥着它的功能。以航运为例，济宁以南的大运河在全国内河航运中的运输量排在长江、珠江之后名列全国第三。现在有的地方大运河从四级航道改为三级航道，有的改为二级航道，运输量大增。保持功能延续，体现了大运河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当然，大运河的现状也有让人忧心的一面，像淮安－高邮－宝应等段的大运河在一些地方成了垃圾河甚至废弃河，水体污染严重。大运河的保护管理要从整体人居环境上下功夫，管理保护水平有待提高。

　　对于浙东运河在大运河体系中的价值，张廷皓说：“宁波所处的宁绍平原历来是富庶之地，隋唐时通过浙东运河运输粮食等货物，在漕运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南宋时高丽与日本的使者就是在宁波弃舟上岸，再通过浙东运河抵达当时的都城临安。所以，从地理经度与历史纬度上来看，浙东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延伸。”

　　不久前，张老刚到过宁波，他去看了天一阁和白云庄书院。他说，书院是中囯历史上独特的知识创新传播场所，藏书楼与书院配套，是当时私人特别是大知识分子一生知识积累的文化象征所在。像宁波的天一阁和湖州嘉业堂等藏书楼或书院，就应该是世界文化遗产，只是没申报而已。

　　“保护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对全世界的责任，保护主体是人民群众，他们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把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宁波作为大运河与‘海丝’交相辉映的节点，更应该保护好大运河，为改革开放作出更大贡献。”张廷皓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