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５１岁的成都游客孙川在斯里兰卡旅游时，为救同伴不幸身亡，家属为其申报见义勇为，但当地政府部门认为，见义勇为只适用于省内，并且孙川所救的是同行游伴，是否属于见义勇为，仍存在争议。此事引发社会热议。成都市金牛区综治办负责人１２日晚表示，如果能够核实孙川见义勇为行为属实，将对其进行表彰（８月１３日《成都商报》）。

　　对待见义勇为，我们的社会表现出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人们不停地呼吁不要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另一方面，见义勇为者有时需要自证做了好事甚至“自证清白”，有的还会受制于地方立法窠臼，遭遇认定尴尬。这种现象理应得到纠正。 

　　消除见义勇为的认定尴尬，首先应当肯定见义勇为者要求“认定”是一种正当的需求。虽然“做好事不留名”值得弘扬，但“施恩图报”同样是正当的人性需求。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中，范伟扮演的杨红旗因解救一名险遭强暴的女大学生，要求记者在报纸上表扬自己，他不止一次地说：“求求你，表扬表扬我吧”，把这种人性的需求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其次，要从法律而不是道德的角度去认定“义”。“见义勇为”之“义”属于“道义”、“正义”的道德范畴，但由于道德规范本身的模糊性，导致见义勇为外延认定的模糊。把见义勇为放于法律规范中，才能让认定标准更为清晰。从法律角度看，见义勇为是一种“无因管理”行为。而“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法律事实”。据此，“同行游伴”与孙川并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孙川的行为当属见义勇为。

　　再次，对于“为”的认定不应过于苛刻。除了上述报道中的“见义勇为只适用于省内”的范围限制外，有些地方立法还限制了“为”的内容。此前，据中国广播网报道，２０１２年，甘肃小伙刘文波在河南洛阳为救两名溺水女孩不幸溺亡，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表示，“下河救人不属于当地见义勇为条例的适用范围”，就是对见义勇为作了“缩限性解释”。 

　　最后，见义勇为应有统一的认定标准。虽然有些地方已经扩大了见义勇为的认定范围———像北京市就明确，“非本市人员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或者本市居民在本市行政区域外见义勇为”的也可认定———但各地立法的不统一，导致同一行为在一个地方属于见义勇为，在另一个地方却不属于；不同的人在同一地方的同一行为，有的可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有的却不能。这种分歧会挫伤见义勇为者的积极性，不利于见义勇为风气在全社会的弘扬。因此，对见义勇为的认定亟待跳出“地方保护”的窠臼，通过制度完善和法制建设，让见义勇为的认定有章可循、标准统一。